2025-04-25 08:55:21
I
艾瑞克花了很长时间来完成承诺的《革命的年代》续篇的打字稿。即使在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后，他还继续提交了很多新增和修订的内容。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档案里全都是要替换和删除的稿页，以及用铅笔或者绿色墨水笔标注出来的内容修订。艾瑞克很晚才给每一章加上引言。[1]他的新编辑安德鲁惠特克罗夫特希望他对前面几章进行一些修订，主要是为了减少与《革命的年代》的重复度（举个例子，在回复一份较早的手稿时，惠特克罗夫特提出：“我想您能不能从第24页开始写这一章？”）。[2]作者和编辑都做出了多次修改，这本书的完稿时间被反复推迟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个过程中，书的标题也被修改了。原本的书名是《蒸汽动力的年代》，但到了1975年6月艾瑞克检查校对稿的时候，书名变成了《资本的年代》[3]这也许反映了该书将重点放在了欧洲的繁荣与扩张时期，即从1848年革命失败到1873年经济危机及其后的持续萧条为止。1975年10月，《资本的年代》终于面世，成为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的鸿篇巨制《文明的历史》的其中一卷。这本书一开始以精装本的形式发行4 000册，另外2 000册则由纽约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发行。英国版本的预付版税是2 000英镑，在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发行的版本则是2 350英镑。1977年10月20日，这本书由斯菲尔出版社发行了平装本，艾瑞克另外获得了500英镑的预付款。[4]艾瑞克得到的版税相对较高，头4 000册可以抽取12.5%的版税，达到1万册时版税增加到15%，之后是17.5%。[5]这在当时是很优厚的合同条款，反映出《革命的年代》一书的成功。
这本新书和前作一样面向的是大众读者，学生可以从中挖掘观点，但一些评论者认为他们依然需要一本传统叙事风格的教科书来获取基础认识。[6]密歇根大学的美国经济史学者赫伯特基希同意这一说法：他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美国中西部学生在毫不关心政治的文化背景下，怎么可能领悟到这本书的诸多文化暗示和深刻洞见呢？[7]在学习这本书之前，他们需要认真阅读背景资料，理清历史事件的脉络。实际上这本书和《革命的年代》一样，有着明确的主题结构，16个章节分为“发展”与“结果”两大部分，前面有一个导读章节叙述和分析1848―1851年的历史事件。和前作一样，这本书从经济入手，之后谈到社会和政治，第二部分涵盖了农村和城市生活、社会阶级、科学、文化和艺术。书中的地理范畴比以往更加广泛，反映了“双元革命”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8]正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史的研究学者J.F.C.哈里森所言，这本书的关注重心是欧洲，但背景则着眼于全球。[9]
在所有的书评中，最精彩和引起争议的一篇是美国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的长评。兰德斯写过一本极其出色的研究专著《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969年），内容是关于技术创新及其对工业革命的影响。他的长评以一种时髦的风格开头：
我喜欢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书。他是如此的学识渊博，饱览群书，他把德语诗歌翻译成英语，不管他写什么，总是能说到点子上。但我也在很多方面对他不敢苟同，所以读他的书或者文章就像玩一盘壁球游戏：你虽然觉得身体劳累但精神振奋，并因为干了这件事而感觉良好。[10]
兰德斯认为书中有众多失之偏颇的观点。别人看来也许是进步的事件，比如工会的合法化，或者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的穷人漂洋过海到美洲大陆去，在这本书里某种程度上被解释为资本主义剥削的体现。书里没有为理想主义留有余地：在霍布斯鲍姆看来，美国内战是为了对劳工进行有效剥削以及解放各地区以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奴隶制或者人类自由的理想信念无关。商业利益主宰着一切。资本主义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只会带来更多的剥削（兰德斯对殖民主义的经济影响持积极看法，这在今天很少有人会认同）。
和其他批评者一样，兰德斯发现这本书忽略或者说是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即使恩格斯等人都认识到了这股力量。书中用资产阶级惧怕无产阶级暴动的观点来解释1848年革命的失败，土地改革则让农民成为一股可以被发动起来的力量（实际上艾瑞克的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兰德斯对此也表示异议。[11]比较不靠谱的是，兰德斯反对书中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像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那它还能是什么呢？）。兰德斯将工厂主视为“养活手下工人的慈父”，受雇佣的工人则是“温驯的”或者“顺从、迟钝和愚蠢的”，这一天真的想法已被无数对工人抗议、工会组织、罢工和暴动的研究所推翻，同时还揭露出很多管理层的无情恫吓和横施淫威的行为。兰德斯有他自己的偏颇之处，和艾瑞克的观点正好针锋相对：在兰德斯看来，工人的群众政治会以“恐怖的平等”作为终结，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在工厂内外只会带来“权力的不平等”。
“总的来说，”兰德斯总结道，“《资本的年代》描述了一群讨厌的家伙管理着一个讨厌的系统。”这是“一种历史还原论”，艾瑞克是“教条的受害者”。这本书存在着系统性的偏见，比如对卡尔马克思纯粹的崇拜和对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等其他思想家的冷嘲热讽。书里对社会的描述“囿于成规，甚至过于主观”。艾瑞克笔下的“人缺乏同情心和亲切感”。最后使这本书变得“彻底罔顾史实，甚至是反历史的”，尽管学生和“有悟性的历史门外汉”应该读一读《资本的年代》，但要“谨慎对待书中的观点”。兰德斯的评论可能正好反映了资本主义代言人对资本主义批评者的态度。然而，在这些保守的言论背后，兰德斯也发起了一些精准的抨击。就像他所提出的那样，这本书缺少关于性别、女性以及家庭的讨论。对民族主义显而易见的抵触使该书在阐述这堪称19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念之一时显得不太令人信服。艾瑞克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他将再一次以更系统化和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主题。[12]
其他评论者不认同兰德斯将这本书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视作“还原论”的看法。在J.F.C.哈里森看来，艾瑞克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实际上是非常少的，这本书里有很多内容是被大部分社会主义者和许多自由派人士所熟知或者接受的”。它提供了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左翼立场，除了极其保守人士以外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些观点。[13]阿萨布里格斯承认艾瑞克也许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武断的历史决定论者”。至于他对资产阶级缺乏同情，布里格斯指出艾瑞克对1848年之后物质文化胜利的生动描绘：“即使最没经验的商业冒险者都能得到回报”――比如亨利梅格斯[14]这种腐化堕落但又野心勃勃的商人会活跃在19世纪混乱无序的拉丁美洲世界里。艾瑞克反问道：“难道任何见过秘鲁中央铁路的人会因为梅格斯的奇思妙想可能动机不纯，就否认其带来的宏伟构思和伟大成就吗？”[15]
一本探讨的年代和范围都如此广泛的作品难免还会招来其他批评的声音。詹姆斯乔尔是研究19世纪激进运动的历史学者，他对这本书丝毫不讨论宗教因素感到吃惊：“艾瑞克声称‘和世俗的意识形态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相对没那么受人重视，因此不值得进一步探讨’，我觉得格莱斯顿和俾斯麦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16]口述历史的开创者保罗汤普森指出了另一个不足之处：《资本的年代》全面讨论了上层阶级的文化和艺术，但对流行文化、大众体育或者工人阶级的社交生活着笔不多。[17]
也许针对这本书最普遍的批评意见就是许多批评者所认为的“欧洲中心主义”。威尔士的左翼历史学者格温阿尔夫威廉姆斯认为“书中的全球视角有时候会有所动摇和遭到挤压”。[18]艾瑞克对欧洲本身无疑有着广博和深入的了解。美国奴隶史学者大卫布里翁戴维斯批评艾瑞克“对美国历史的讨论很草率”。
霍布斯鲍姆对美国社会的探讨不仅仅是肤浅和不实的，还反映了英国人普遍倾向将19世纪的美国想象为一个拥挤、可怕且某种程度上带有异国风情的前殖民地――仿佛不受控制的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虽然霍布斯鲍姆有时会不太准确地引用一些最近的优秀历史作品，他还是对美国的“狂野西部”和“强盗贵族”有着刻板印象和猎奇性质的英国式迷恋。
这种对待美国历史的态度是行不通的。艾瑞克错失了研究美洲大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机会，这成为《资本的年代》的一大弱点。[19]实际上，艾瑞克显然远非目光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者。他在书中讨论了印度、日本、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情况。[20]他对日本在19世纪借鉴吸收欧洲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模式很感兴趣，[21]并对日本社会全然接受等级制度的情形感到惋惜。[22]他在概述类历史作品中的欧洲中心论源于他认为工业革命从欧洲发端并扩展至世界其他地区。但很多人都谈到了他对美国的反感态度。
尽管如此，《资本的年代》还是毫无意外地收到了绝大部分评论者的肯定。这本书展示了前作中已经很明显的一切优点。它巩固了艾瑞克在全世界的名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将深刻的分析和鲜活的细节、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吸引广大读者的文笔结合了起来。《资本的年代》很快被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德语、匈牙利语、荷兰语、挪威语和西班牙语，其他外文版本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也陆续出版。仅在巴西发行的版本就销售了9.6万册。[23]这本书具备艾瑞克在学术上臻于成熟的所有标志：概述清晰扼要，细节引人入胜，读起来极其通俗易懂又颇能启发思维，不时用简洁有趣的方式提出假设，内容涵盖广泛，体现了作者惊人的博学和雄辩，论证风格自成一派。和前作一样，这本续篇很快就被视为经典之作，并迅速推出了平装本。《资本的年代》从未停止重印，在第一版发行超过40年后依然在教学中被广泛使用。
II
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资本的年代》出版时，艾瑞克不仅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在学术上也得到了承认。他功成名就的标志是在1983年被选为伦敦蓓尔美尔街的阿西纳姆俱乐部的会员，这里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士的出没之地（据说除了梵蒂冈之外，这里每平方米平均走过的主教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多）。过去的会员里有超过50名诺贝尔奖得主。女性直到2002年才获准加入这个组织。候选人要获得绝大多数现任会员的支持才能入选，但不像一些伦敦俱乐部那样存在着某个会员可以“一票否决”他不喜欢的候选人的情况。直到现在会员也必须穿着正装，即使吃早餐时也要如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时候，艾瑞克的名声已经让他能够轻松入选。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曾经在那里看到让他吃惊的情形，“当我成为阿西纳姆俱乐部成员的时候，看到有个穿着黑西服的人坐在酒吧里，半张脸藏在《泰晤士报》后面”。那人正是艾瑞克。托马斯写道：“他对怎样得到体制上的认可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有一种追名逐利的倾向，绝对是个学术上的投机分子。”[24]法国劳工史学家米歇尔佩罗在前往剑桥拜访艾瑞克后曾敏锐地指出：艾瑞克“是一位反对社会主流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对接纳他的英国社会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敬意”。[25]
经济学家以及工党领导层的重要顾问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名艾瑞克成为剑桥国王学院的荣誉院士，这意味着艾瑞克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我们中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英国最出色的经济史学家”，卡尔多写道。艾瑞克曾经不止一次在申请剑桥大学教授职位时被淘汰下来，卡尔多提出“意识形态的偏见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当选者并不如他出色”。因此，授予艾瑞克国王学院荣誉院士将“不仅是对他杰出学术成就的某种认可，还承认了剑桥大学曾经对他的不公平对待”，卡尔多补充道。[26]国王学院的院士们接受了卡尔多的提议，艾瑞克在1973年当选为学院的荣誉院士。两年前他已经入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一同当选的还有长居伦敦的历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以及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27]
1976年，他终于获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这是专为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设的学术机构，而英国皇家学会则面向科学家们。现代史领域每年只有一到两名专家入选这个权威组织，诺埃尔安南写信祝贺艾瑞克，并表示这一荣誉是他早就应得的：
我一直很欣赏你在“二战”之后被旧有体制拒之门外时的应对方式。我觉得你从未得到过剑桥的教职是件极不公正的事情，牛津和剑桥都未给你经济史教授的职位；更不公平的就是伯贝克的那个伪君子在他退休之前一直没让你晋升。你对此一笑置之，继续以平静的心态写出了令人钦佩的书和文章，这让你赢得了所有朋友的敬意。很多人都被遭遇不公的感觉折磨并摧残了身心，值得称赞的是你并非如此，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你的幽默感。[28]
艾瑞克收到获选为院士的正式通知前，安南就已经给他寄去了这封官腔十足的贺信。艾瑞克热情地回复了他：
你不需要对我的过去表示同情。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我已经不再觉得自己备受伤害了，因为我相信对我持积极评价的人一直很多（也许比我的自我评价还要好）：比如说你就是其中之一。我的工作得到了业内人士、学生以及其他人的欣赏。过去的六七年里我也得到了正式的认可。我相信自己最后会成为教授，并且能入选国家学术院。实际上，这些东西宜迟不宜早，这避免了人到中年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上升空间时的失望感。当然，我之所以能承受这种迟迟未获认可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说，给了我道义上的认同。
此外，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失败。被体制拒之门外这件事，对以局外人身份而闻名的人来说是一种资本。我现在的问题是，体制正日渐把我纳入其宽广的怀抱之中――坦白说，我对这种开始有所收获的感觉还是挺沾沾自喜的――而我要如何保持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在年轻的异见分子看来，这个身份现在既老套又体面。人还是不能逃避自己的命运，终究会得到丰厚的补偿……[29]
基思托马斯说艾瑞克特别“珍惜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院士身份”。[30]
重大异见和分歧很少搅动英国国家学术院及院内事务的学术宁静。但围绕撒切尔夫人1979年11月5日在议会上披露的事件爆发的争端也许是一次重大的例外。学术院院士兼王室藏画鉴定员安东尼布伦特爵士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他关于普桑的专题论文至今被奉为研究标准。他在“二战”期间充当过苏联间谍，把布莱奇利庄园[31]破译的德军电台密码泄露给苏军，尤其当这些内容和东线战场相关时。他这样做会招致风险，比如在库尔斯克会战中使用这些密码可能会让德军有所警觉，知晓原来的密码体系已被泄露而对其进行更换，导致英国无法再获得情报内容。或许更严重的是他还招募了约翰凯恩克罗斯干同样的事情，并且一早就知道盖伊伯吉斯也在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但没有向任何人说起。1963年，迈克尔斯特雷特向英国安全部门揭发布伦特的苏联间谍身份。布伦特为免受起诉坦白了事实。军情五处同意保守这个秘密15年。
到了1979年保密期结束时，关于布伦特叛国的传言四起，促使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发布了一份正式声明，揭露了布伦特的罪行。布伦特名誉扫地，藏身于他的前学生布莱恩休厄尔家中，后来又躲到他的历史学者朋友詹姆斯乔尔的公寓里，乔尔在这段风波中的角色被曝光后，他不得不辞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一职。[32]这三个人都是同性恋者，于是英国媒体一下子爆发了恐同症。艺术史学者弗朗西斯哈斯克尔是艾瑞克的朋友，他家被怀疑他收容了布伦特的记者包围了（哈斯克尔前不久主持了一次布伦特的讲座，而且他的妻子是苏联人）。在女王的命令下，布伦特被褫夺了爵士封号，他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荣誉院士头衔也被剥夺了。[33]记者把矛头指向剑桥大学使徒会，将其视为一个同性恋苏联间谍圈子。
休特雷弗-罗珀一直对可能会出现的、他憎恶的猎巫式运动保持警觉，报纸无休无止地追踪布伦特让他腻烦。“这是毫无意义的行为。”他在《旁观者》上写道。[34]特雷弗-罗珀的公开表态促使艾瑞克在1980年3月私下写信给他。当然，他不可能在学术院内部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在信中对特雷弗-罗珀说：
我这样的人是帮不上忙的了，因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又或是被认为观点片面而无人理会，除此之外，还会被视作在替他们的过去辩护……如果学术院（还有我们）不希望继续出丑，只有靠像你这样的人物来解决问题了。我没有直接说“靠你解决”，虽然我确信你的言论很有分量，也许还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你绝不可能认同布伦特过去的政治观念，而且你曾经谴责过他在学术工作之外的行为，更不用说你的政治立场是和他相悖的。[35]
特雷弗-罗珀前不久获得了格兰顿的戴克男爵头衔，成为一名保守党的终身贵族，他对艾瑞克的看法表示赞同。艾瑞克还对担任学术院院长的古典学者肯尼思多佛爵士提出：“不管如何，我们学院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开除院士的情况吗？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一步……考虑到开除他的原因和当初决定他当选的考核标准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更加需要谨慎行动和深思熟虑。”开除院士的唯一一条合规理由是学术不端（比如抄袭行为），因为这些是院士们一致认可的立场，他们也是基于学术立场来进行投票的。“如果我们开除了布伦特，我觉得学术院和这个国家以道德礼义著称的名声会受到损害，不管我们怎么看待他的行为。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人。”[36]
然而，1980年7月3日，英国国家学术院委员会在举行院士年度大会之前以微弱的得票差距（9∶8）通过了开除布伦特的动议。院士们拒绝了这一动议，以赛亚伯林和莱昂内尔罗宾斯建议在不开除布伦特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审查。和委员会的投票结果相反，这个动议有42票赞成，20票反对，25票弃权，达成了不再讨论此事的结论。8月22日，多佛告诉各位院士这一结果“非常坚定、清晰和果断地表明了我们拒绝从非学术性不当行为的角度来判断某位人士是否具备担任院士的资格”。[37]持不同意见的双方都情绪激动，反对布伦特的院士威胁说如果不强制他辞去院士职位就退出学术院。杰克普拉姆尤其直接地谴责学术院拒绝开除布伦特的行为，并和研究19世纪政治史的专家诺曼加什一起策划推翻这个决定。[38]但是，在艾瑞克看来，这次投票应该意味着风波告一段落了。他告诉多佛，是时候减小分歧，并对赞成和反对开除布伦特的院士们同时发出呼吁了，那些已经因此事退出学术院的人士也可以撤回辞呈。[39]在回复艾瑞克的信中，多佛指出院士们的意见分歧比以往更大了：
虽然从去年12月开始大家就要求我“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在开除布伦特这件事上）并期望我可以防止提倡开除布伦特的观点愈行愈远，但据我所知，没有一项行动的进展是向我报备过的，哪一个阶段都是如此，大家都觉得处于我这个位子就应该什么都不知道为好。[40]
然而，这次投票之后，多佛认为自己可以要求布伦特考虑辞职的事情了，而那位被这场风波弄得筋疲力尽的前间谍终于答应离开学术院，A.J.P.泰勒此前宣称如果布伦特被迫辞职，他也会退出学术院，此时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辞去了自己的院士一职以示抗议。[41]
艾瑞克本人自然也像布伦特一样多年来处于安全部门的监控之下，虽然和布伦特不一样的是他从未想过充当苏联间谍，实际上他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他和布伦特相似的地方是在学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在左派中的名声仍然十分敏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对他的监控走向了一个有趣的尾声。约翰勒卡雷（这是戴维康威尔的笔名，他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军情五处和六处从事情报工作）在1986年发表的小说《完美的间谍》中，第233页提到“一组和中央情报局交谈的英国间谍里有一个人‘姓霍布斯鲍恩［Hobsbawn和艾瑞克的姓氏霍布斯鲍姆（Hobsbawm）仅有一个字母之差］，是从英国安全部门调过来的’”。诺埃尔安南让艾瑞克加以关注，其后艾瑞克向勒卡雷指出了这一问题，“幸好这个人在下文没有再出现，也没有对白”。但这个暗示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名字――我可以向你保证――被误拼的程度比我知道的任何名字都要多。而且完全可以在一群非常有限的真人之中被辨认出来……我认为没有哪一个H先生会认为一个虚构的军情五处人员有损他的名声，不过这里涉及的是一位至少从1942年开始就受到安全部门关注的人（当时有位朋友告诉我至少是从那一年开始），这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如此的话，你也许可以考虑在接下来出版的多个版本中把这个人物的名字换一换。
我的疑问很简单：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名字的？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玩笑，是从潜意识中浮现的东西，还是别的什么？为什么这个名字只在书中出现了一次――或者是你忘了把这个名字从书里完全删掉？身为作者的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写下一些意料之外或者无意表达的东西。我多少知道自己为何这样，而探究别人的这种行为总是很有意思。[42]
艾瑞克并没有直接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勒卡雷很快就回复了他。他说这不是第一次遇到和自己的间谍小说人物同名的人，不过艾瑞克说得很对，他的名字不管拼写正确还是错误，都是极为少见的，因此很容易被认出来。勒卡雷否认出于任何特殊意图而使用这个名字。他向艾瑞克保证：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用了一个和你的名字类似的人名，尽管我从未有意识地听说过你本人或是你的名字。这不是一个故弄玄虚的玩笑……[43]
他继续解释自己仅仅出于朗朗上口或者阅读效果的缘故来选择人物的名字：使用“霍布斯鲍恩”这个名字只是为了突出人物，让读者把角色区分开来。在表达了对艾瑞克后续可能采取法律行动的担心后，勒卡雷还是提出如果艾瑞克觉得很担忧，他可以在小说今后的版本里修改人物名字，但在需要联系超过50家出版社的情况下，他提醒艾瑞克这需要“忙活一阵子”。
勒卡雷对这个名字的记忆完全有可能源于他在情报部门工作时看过但却记不太清的一份档案。他可能并不完全像自己断言的那样，从未听说过艾瑞克。
艾瑞克在回复中再次重申了在小说再版或重印时删除这个人物名字的要求：
实际上，已经有人把我和书里的人物等同起来了（参见诺埃尔安南在《纽约书评》上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他也觉得这是一个隐晦的玩笑），我对今后人们会开玩笑地提起我和军情五处的假定关系而感到不快。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把某个听起来很像我的人作为安全部门人员写进你的小说里是否合适，因为这样做显得既自负又尴尬。但对于那些像我这样很早以前就作为左翼马克思主义者被记录在案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有点不太好受。而且，在我的读者里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我在大学学界比较知名）的人士，他们的复杂程度很可能是你我都不能了解的。永远不要低估某些读者揣摩文字的能力。[44]
不过，这次意见交流以积极的口吻作为终结，艾瑞克安慰了这位小说家，说自己欣赏他的作品，因此“利用这个机会写一封有时候很想动笔的书迷来信”。毋庸讳言，勒卡雷一直没有按艾瑞克的要求进行修改。
III
艾瑞克并不是每一项荣誉都照单全收：1987年，他回绝了在福特讲座上发言的邀请，这是一个每年在牛津大学举行的著名系列讲座，根据规定讲座内容是关于英国史的，而艾瑞克目前研究的是“比较历史”，所以他提出了拒绝。[45]但是，他之所以受到邀请，正是由于他已经被视为最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当然，他向体制靠拢的表现不出意料地引起了一些左派人士的不满。国家学术院的秘书长彼得布朗想起有一次他和艾瑞克到南肯辛顿的法国研究所去参加讲座的情形：
讲座结束后的派对上，有个人过来非常严厉地批评他，说他把自己出卖给了体制。他惊慌失措，那种情况下谁不慌乱呢？他一脸窘迫地嘟囔着一些很糟糕的理由，说改变一样事物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入其中。我听了这话后不禁微微一笑，因为据我所知，在学术院和阿西纳姆俱乐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曾显示出一丁点要改变什么东西的举动。[46]
艾瑞克极不情愿耍手腕，以致他根本不会尝试改变自己已经加入的这个权威组织。
对他来说，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和一群相亲相爱的家人比什么都重要。爱尔兰历史学家罗伊福斯特是艾瑞克在伯贝克的同事以及这个家庭的朋友，他觉得马琳的成就在于“提振了艾瑞克的精神，在他需要的时候开一些关于他的温柔玩笑，还鼓励他享受生活――你知道，她劝艾瑞克去看一场戏剧，我记得是《崔斯坦》，那时他应该在写一本书。这是一种胜利”。[47]克莱尔托马林是艾瑞克夫妇在汉普斯特德的寓所的常客之一，她是一名文学传记作者，在作为《新政治家》的文学编辑向艾瑞克约稿后和他熟悉起来：
我受邀到他们在纳辛顿路的家里去，见到了马琳，我之前对艾瑞克非常尊重，他让我敬畏不已。当发现这是一个美满的中产家庭时我十分惊讶，他的家很舒适，家人非常好客，那儿全是他的朋友，不同的朋友，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种十分严肃简朴的家庭）。我厚着脸皮……对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是如何在这个身份和你在汉普斯特德过的这种安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他的回答是“如果你登上了一艘将要沉没的船，那不妨还是选个头等舱吧”。[48]
她对艾瑞克那“维也纳人的魅力”印象深刻，“他用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把朋友们留在身边，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总是充满温情，并把朋友们互相介绍给对方”。马琳也有这样的特点，托马林觉得他俩是“一对理想的夫妻……在一起有很多乐趣”。
我觉得她给了他某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她总是有办法让两人找到乐子，你知道吗，她的厨艺十分了得，“啊，星期天你就过来吃饭吧”，然后我就能享受一顿丰盛的美食。房子、花园、在威尔士的度假小屋，她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承担了全部的家庭责任，给了艾瑞克一个可以生活工作，并且感到幸福和舒适的环境。
艾瑞克是一个忠诚又贴心的朋友，他会去看克莱尔托马林的丈夫迈克尔弗雷恩的每一出戏，读她的每一本书，托马林对此很是感动。
登门拜访这一家子的客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同事和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朋友：比如，1976―1977年来过的就有美国的卡尔E.休斯克、尤金吉诺维斯、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马丁伯纳尔，以及查尔斯蒂里；来自法国的有玛德琳勒贝留、帕特里克弗里丹森、米歇尔佩罗和雅克雷维尔；还有德国的迪特尔格罗以及来自意大利、丹麦、奥地利、阿根廷、智利和苏联的朋友。[49]1980年至1981年，艾瑞克夫妇招待了5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埃马纽艾尔勒华拉杜里（法国）、卡洛金兹伯格（意大利）、汉斯麦迪克（德国）、罗密拉塔帕尔（印度）、阿诺迈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埃里克方纳（都来自美国）、伊凡贝伦德（匈牙利），以及众多拉丁美洲学者。艾瑞克和马琳为这些人以及其他本地的朋友熟人举行晚宴，把他们在纳辛顿路的家变成了一个各种左翼学者的城市集会中心。晚宴之后，他的老朋友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和其他朋友都注意到艾瑞克是个笨手笨脚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进厨房帮忙（那时洗碗机还没有普及），而“他不知道怎么洗碗，但知道怎么擦干盘子”。[50]吃饭之前他会坐在厨房里用那部小电视机看电视，“不只看新闻，还看足球和网球比赛，看着他饶有趣味地欣赏足球比赛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他懂足球，知道场上进展如何”。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艾瑞克的孩子们都进入了青春期，这通常是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时期，而他们的孩子也有这种迹象。[51]茱莉亚的普通中等教育考试高级水平课程（A level）的成绩不太理想，未能按照原来的志愿进入萨塞克斯大学读英语文学，于是她去了中央伦敦理工学院（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现代语言学，她很不喜欢这个专业。她停学一年去为学联工作，和学联主席阿拉里克班平坠入爱河，接着和他结了婚，再也没有回到大学校园。艾瑞克“简直被吓坏了”。[52]茱莉亚觉得父亲在她不愿意继续求学这件事情上更多的是担忧她的前途而不是感到生气。她在电视台找到了一份研究员的工作，这让艾瑞克大大松了一口气。安迪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叛逆。“我就是不喜欢学术和考试，”他记得，“我就是这样……很不开心，觉得很苦恼，而且最后我干脆很少上学了。”校方和艾瑞克夫妇见了一次面，明确提出如果他们不让安迪退学，他很可能被开除出去。艾瑞克向他的朋友加里朗西曼寻求意见，后者建议他们把安迪送到布兰森，按照朗西曼的说法，这间学校专门招收“特立独行的学生”，校址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附近。这是一所付费的寄宿学校，十分强调学生的户外运动，艾瑞克夫妇觉得这对安迪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也的确如此。为了让安迪适应环境，艾瑞克让他住在蒙特利尔附近的前学生艾伦亚当森帮忙照看儿子，不过实际上他并不需要这样做。[53]
《革命的年代》的成功以及由此对税务产生的影响促使艾瑞克找了一位会计来管理他的财务。认真考察他的财务状况会发现，他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和广播节目主持人的所得收入从1962―1963年的1 300英镑增长到1985―1986年的19 098英镑，而1989―1990年则达到91 557英镑。直到1978年之前，他的工资还是比他从自由撰稿人、作家和广播节目主持人的身份中获得的收入要多的，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受到通胀的严重影响，但他还是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进账。[54]艾瑞克作为自由撰稿人获得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版税，主持广播节目和写书评只占了总数的很小一部分：比如，1987―1988年他从新闻时评中得到了2 000英镑多一点，从讲座中获得了2 200英镑多一点，而从书籍作品中得到的版税和预付稿费则将近1.8万英镑。
他将自己的新成就首先归功于精力充沛又头脑敏锐的代理人戴维海厄姆。但海厄姆在1978年3月得了一场急病后去世，从那时开始接替海厄姆的布鲁斯亨特向艾瑞克通报了这一噩耗。[55]“可怜的戴维！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和他在埃图瓦勒餐厅吃饭了。”艾瑞克悲叹道。“不过他还是把自己的回忆录写出来了――如果一个作家代理人都不能按时交稿，那还有谁能做到呢？他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干得尽善尽美了。海厄姆公司也没剩下几位像他那样的元老人物了吧？”[56]艾瑞克和布鲁斯亨特的关系一开始并不融洽。1983年10月，亨特表示他打算再为艾瑞克拿下一本关于劳工史的论文集出版合同（这本书一开始的名字是《再谈劳工史》，后来改成了《劳工的世界》），艾瑞克生气地回复说自己很久以前就提过这个建议，但出版社“搁置了很久”。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
让情况变得更糟糕的是，亨特把他关于19世纪史的作品归类为“经济史”。艾瑞克继续指出：
亲爱的布鲁斯，20年前我还没有在学术圈出名的时候，戴维找上门来，从那时起我一直和海厄姆公司合作。我非常感激他，也不介意在你没做什么工作的情况下给你支付佣金――因为我已经很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应接不暇的机会，我也非常需要那些国外版本为我带来的版税。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敦促海厄姆公司为我争取比他们原先想象中更好的合约条件。不过一位作者应该能感受到他的代理人了解并关心客户的利益。但你的信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57]
艾瑞克怀疑代理公司有不少比他更有赚头的客户，尤其在他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版作品的情况下，所以代理公司开始不再重视他（实际上，根据布鲁斯亨特的说法，他是海厄姆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58]出版作品的需求来自艾瑞克而非出版社。“目前我迫切需要出版更多的作品，并且研究哪些可以再版，但你办事情让我没有什么信心。”因此他也许会找一位新的代理人来更加积极地为他争取权利。针对把艾瑞克的作品视为“经济史”一事，布鲁斯亨特很快向他道了歉，并辩解说《再谈劳工史》毫无进展是因为出版社的缘故。[59]这些行动加上一次愉快的午餐，抚平了艾瑞克的怒气，他还是继续和海厄姆公司合作，而且最后变得非常信赖亨特。
虽然已经功成名就，但贫困的童年给艾瑞克带来的创伤一直未能愈合。“即使在作品销量已经以百万计的情况下，”罗德里克弗拉德注意到，“我觉得他还是一直担心钱的问题。”[60]在伊莉斯马里安斯特拉斯的回忆中，“他非常节俭”，“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紧”。即使在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到巴黎去，他行动不便时“完全可以坐出租车，但他还是坐了地铁”。在汉普斯特德的家中时，伊莉斯注意到马琳买了一份很贵的食品时艾瑞克会抱怨：“看看这个牌子多贵啊，另一间熟食店的东西更便宜一点。”但他对经常上门小住的同事很慷慨大方，他们通常每次来时都不止一人――“三楼的两间客房总是住着人”。[61]
当然，他的会计们十分尽职尽责，给了很多如何减少收入报税的建议。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尚且没有太多机会向英国国家学术院和利弗休姆基金会等机构申请拨款来缓解教学压力、开展研究。伯贝克也缺乏足够的研究资金来资助海外研究并提供食宿保障。因此，在会计的建议下，艾瑞克申请从自由撰稿人、作家和讲师身份所得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研究和出国的费用。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申报了自己在电话、邮件、文具和设备耗材（比如打字机）方面的费用。此外，和很多学者一样，他还申请了在家办公、购买教学用书、雇佣研究助理和订阅图书杂志的费用免税。
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让他得以申报一笔免于扣税的费用，这一大笔减免的金额多年来让他的总收入应扣税比例大大降低。这不仅仅因为他常常把钱花在外出调研上，还因为他定期给打字员、秘书和研究助理支付薪水。那时候的书和文章在出版之前都需要打字员整理好最后的付印版本，由于伯贝克的资源捉襟见肘，不可能让学校职员来干这个工作。1984―1985年，艾瑞克雇用了R.艾弗里博士和苏珊哈斯金斯小姐担任研究助理，而帕特塞恩博士有时候为他代课，这些人的薪水加起来一共是1 550英镑。[62]这是艾瑞克工作的通常组成部分。艾瑞克还申请把“在美国生活的费用”从报税中扣除，为此他需要保留购买食品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的收据，这是一桩耗时费力的事情，但最后还是很值得的，因为能够免于扣税的不是一笔小数目。比如，在1985―1986年报税时可以减免的就有5 885英镑。
艾瑞克平常会投资一小部分钱到建房互助协会、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购买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中去，但为了处理从国外得到的收入，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法国和瑞士开设了银行账户，在1984―1985年，艾瑞克的纳税申报单首次记录了他通过瑞士银行投资的一些公司。这些投资包括魁北克水电站和三间英国公司［酿酒公司（Distillers）、M&G第二普通信托以及壳牌运输贸易公司］，那一年他从这些投资里获得了5 586英镑的收益。1989―1990年，他的收入还包括了出租房产获得的8 000英镑。他在很多公司和机构里都有持股，虽然这些基本都只相当于一种储蓄手段。艾瑞克不像马克思当年那样买卖股票或者研究股市。[63]
IV
艾瑞克时常前往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他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这样就能够确认那些可以免税的支出。1977―1978年这个纳税年度，他有52天不在国内，去巴黎参加会议（4月21日到23日）、到纽约市和纽约州北部的康奈尔大学参加讲座（4月27日到5月25日），到斯图加特、康斯坦茨和温特图尔开会（6月23日到26日），接下来又去了巴黎与出版商见面并做一些研究工作（11月2日到8日），到维也纳参加讲座和研究（11月14日到19日），在佛罗伦萨参加讲座和编辑会议（12月9日到11日），而3月31日到4月4日，也就是这个纳税年度的最后几天，他去了南美。他在4月5日到22日期间继续待在南美的秘鲁和巴西，“开会、做研究、见出版商、签合同和参加讲座”。6月11日到14日，他到柏林开会，然后回到英国待了一小段时间，6月12日到26日又前往德国，这次是到哥廷根和法兰克福开会和约见出版商。9月15日到18日，他在都灵和热那亚处理出版事务。10月5日到7日，去汉堡开会，10月20日到22日在法兰克福参加年度书展，之后在12月1日到8日、10日到15日以及18日到22日三次前往巴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发表演说。2月9日到12日，他到佛罗伦萨去与出版商会面，之后在3月9日到11日再回到巴黎“和熟人见面”，完成了1978―1979年这一纳税年里共计61天的国外行程。[64]这是非常典型的一年：那时艾瑞克的知名度已经足以让他被写进《名人录》，在那里面他把“海外学术之旅”列为自己的休闲活动。同事和朋友有可能在世界各地碰到他。艾伦麦凯是一位杰出的伯贝克学院晶体学专家，有着丰富的国际人脉，在他的描述中：
1987年夏天我到首尔去度假，和一位日本朋友坐在首尔市中心的一间茶室里，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外国人慢悠悠地在外面的路上走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他走路的姿势很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我跑出去一看发现真的是他，于是他和我们一起喝了一会儿茶。他是受出版商邀请过来的，尽管他们此前未经授权就出版了他的作品。艾瑞克说如果当初布哈林的政策能够实施，苏联应该会变成今日的首尔的样子。[65]
这种无休止的旅行一直延续到他人生的最后时期。
虽然他每年都造访几次巴黎，但和海伦贝格豪尔的关系结束后，艾瑞克到法国去的次数和时长骤减。另一方面，和马琳结婚后，由于妻子曾在意大利长居并很了解这个国家，在意大利也有很多朋友，艾瑞克对意大利的认识也更加深入，结交的朋友从数量和重要程度上都在增加。这种方向的转变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仍然信奉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这让艾瑞克觉得既无趣又反感。而意大利共产党在1968年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震动下，按照布拉格提倡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改革模式发展出了一套同时也被西班牙共产党吸纳的学说――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而且和英国共产党不同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取得了成功：在20世纪50年代有200万人参与他们的群众运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发动的民众人数只稍减了一点而已，他们也不赞同英国共产党那样的反智主义。[66]
《原始的叛乱》和《匪徒》由于探讨了意大利的情况而在该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两本书被翻译为意大利语，“年代系列”和其他作品也紧随其后。艾瑞克的意大利出版商朱利奥艾奥迪邀请他到都灵去，在那儿“他会带着像我这样（版税偏低的）的作者到富丽堂皇的坎比奥餐厅去吃饭，这家餐厅还保留着当年加富尔在它的餐桌上筹划将萨伏依公国转型为意大利王国时的样子”。[67]在艾奥迪的安排下，艾瑞克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在报刊上得到了深入讨论，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报刊，这让他进入了共产党员读者的视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开始用意大利语为共产党的《新生》月刊撰稿，并由党报《团结报》进行报道，其中包括《英国工会的幻觉与失落》《工党：无力与失望》《威尔逊之后伦敦政府的思考》，或者单纯是《英国左翼报告》。这是他第一次活跃地评论英国政治，也因此开始产生兴趣。在采访中，他常常被问及欧洲左派的处境、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因其背后的天主教和民族主义势力而极其反对这一组织）、意大利共产党的前途、英国选举以及其他更多话题。[68]
1975年10月1日和2日，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在文化和经济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乔治纳波利塔诺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并在1977年3月19日纳波利塔诺到访伦敦时再次与他对谈，此时两人已经建立了私人友谊，直到艾瑞克晚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那时纳波利塔诺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时期意大利的关键人物，并连续两届当选总统。和其他很多杰出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他在“二战”后期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加入了共产党。从名字可以看出，他来自那不勒斯，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最有希望把意大利南部从暴力、穷困和腐败中拯救出来，实现重建和复兴。他认为要通过摧毁墨索里尼运动的大众基础来战胜意大利残留的法西斯主义，而实现手段就是一面开展土地改革，另一面掀起大规模的底层民主政治运动。[69]
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参与组建了“二战”后的第一届政府，并在地方政治和政府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70]这种与国家政治体制的交融促使意大利共产党走向改革和渐进的方向，虽然他们在1956年苏联军事干预匈牙利一事上含糊其词。艾瑞克和纳波利塔诺都认为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民主道路。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政府被暴力推翻，大感震惊的意大利共产党人被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说服，出现了所谓的“历史性妥协”，为了意大利的民主，他们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政府，把人民阵线的概念往前推进了一步。让艾瑞克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意大利共产党依然和马克思主义密不可分，但在一个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世界里，他们谨慎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拒绝让其沦为教条和观念。艾瑞克的系列采访结集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得以出版，这极大地提升了他在意大利共产党人中的知名度。
几年后，一场屠杀的出现让艾瑞克关于匪徒和西西里黑手党的作品突然成了焦点话题，他本人也随之受到了更多关注。敌对的西西里黑手党家族之间爆发的暴力冲突引发了屠杀，导致接下来的两年里多达400人死亡，140人“失踪”。暴力升级为对警察、法官和检察官的暗杀，主要针对那些试图通过逮捕敌对帮派带头人物来制止仇杀的人士。根据《团结报》的报道，艾瑞克在1981年3月受邀前往巴勒莫，在一场大会上发表关于匪徒和黑手党的演讲，那时：
他发现自己成了意料之外的关注焦点。4天的时间里……他和一群以年轻人为主的听众在一起，进行一系列从政治上看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察……霍布斯鲍姆发现自己处于一场激烈争论的中心，其内容是关于西西里公民共存的关键问题：贩毒黑手党发起的匪徒式袭击以及黑手党与权力的新关系……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意识到……西西里岛在朱利亚诺帮派出现的年代曾经被视为新罗宾汉传奇的据点，但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他声称这是由黑手党对这个国家及其体制的严重侵蚀――这是意大利局势的总体特征――以及黑手党带来的血腥暴力所致。[71]
换句话说，艾瑞克认为只有一小部分检察官、警察和律师在努力拘捕甚至镇压黑手党：到处泛滥的腐败现象让剩下的大部分人都被黑手党掌控了。他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黑手党针对司法官员的持续暗杀行动最终还是引来了对杀手和帮派头目的追捕和起诉，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百人被捕并在一系列重要审讯中获刑。[72]
艾瑞克十分推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念，后者是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领导人，这尤其加强了艾瑞克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密切联系。葛兰西的作品在背后推动着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调整，他曾遭到法西斯分子的监禁，由于健康原因被释放，不久后在1937年去世。在监禁期间，他写下了约有4 000页之多的理论反思，与正统的学说大相径庭，并在1948年到1951年间被结集为6卷意大利语版本的丛书发行。艾瑞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研究他的这些作品，并承认其对自己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有重要影响。[73]1974年，葛兰西狱中笔记和书信集第一次发行了英语版本，这让艾瑞克有机会详细阐述葛兰西的理念。[74]他形容葛兰西“很可能是20世纪西方最有创新性的共产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比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强调知识分子在文明社会中的关键作用。他们在对统治阶级在文明社会中构建“有绝对霸权”或者“无须强制推行”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同样地，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城乡“庶民阶级”的革命运动需要自己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还是工人阶级本身出现的“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相信共产主义需要以一种新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在他的影响下，艾瑞克也曾在1956年危机中对英国共产党提出过同样的要求。然而，遗憾的是意大利民众长期以来都处于消极状态，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唤醒他们、带领他们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霸权形式，以取代资产阶级统治。[75]意大利共产党方面对葛兰西亦同样推崇，他们与艾瑞克都认为葛兰西的理念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重要推动力。
那时，艾瑞克与意大利共产党的联系比他和英国共产党更加紧密。在意大利，他被尊为重要的知识分子，而在英国共产党内部他被视作一个尴尬人物，尽管有时候也能派上用场。但他在意大利发表的作品之所以重要，不仅仅由于它们显示了他与意大利左派的密切关系，还因为艾瑞克此前从未公开评论过英国政治，而他的新身份实际上是意大利共产党的英国通讯员，这标志着他写作生涯的一个新开始，并最终促使他直接参与到英国国内的工党政治中。
V
艾瑞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定期造访巴黎，让他到那儿去的不是个人或者政治原因，而是出于学术兴趣。他已经认识了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后者在1973年把艾瑞克形容为“我少有的英国朋友之一”。[76]而在艾瑞克看来，布罗代尔的作品令他十分敬佩，尤其是他“纯粹的好奇心”：
历史学家必须对自己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怀有好奇之心，尤其是那些不太确定的东西，那些档案或文献里没有的东西。布罗代尔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曾经告诉我，历史学家从不休假。可以说他们总是处于工作状态。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在火车上，就能学到一点东西。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这是“用开放心态对待新事物”的另一种说法。[77]
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瑞克大大加强了和年鉴学派的联系。社会主义历史学者乔治豪普特是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从共产党执政的罗马尼亚流亡至国外。他提出了定期举办一系列社会史国际圆桌研讨会的想法。奥地利裔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克莱门斯海勒和布罗代尔在巴黎共同创立了“人文科学之家”，他从德国基金处为研讨会筹集资金（艾瑞克和他相熟，两人基本用德语而不是法语交谈）。[78]这一系列研讨会的目的是鼓励自由讨论，聚焦论文成果但不打算结集出版。[79]虽然这是一个着眼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但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英法之间的学术交流，艾瑞克觉得会议的首要价值是让他以及其他参会的英国历史学者（包括爱德华汤普森和他妻子多萝西，后者是一位研究人民宪章运动的历史学者）结识研究领域中的法国学者，比如米歇尔佩罗、帕特里克弗里丹森、玛德琳勒贝留以及莫里斯阿居隆。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蒙哥马利和琼斯科特、意大利语研究者路易丝蒂利（查尔斯蒂利的妻子）以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者迪特尔格罗有时候也会参加。他们中有些人不会讲法语，于是艾瑞克经常充当翻译。社会理论家皮埃尔布迪厄对艾瑞克的参与特别兴奋，两人成了好友。米歇尔佩罗注意到“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显然有不赞同对方的地方，两人之间也有一点竞争关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更加经典，而E.P.汤普森则更具创新性”；汤普森“觉得艾瑞克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共产主义的批判态度不足”，而艾瑞克觉得汤普森“有点过于苛刻”。对佩罗来说，研讨会往往在他们二位激烈争论时达到高潮，会议的即兴气氛和随意性是最吸引她的地方。一般的座谈会要求参会者在会上朗读准备好的论文，随后有一段简短的讨论。而他们的圆桌会议与之不同，提供了真正可以畅所欲言的研讨氛围。“除了结下私人友谊外，”艾瑞克提到，“我从这些会议中获益匪浅，而且我觉得对其他大部分人来说也是如此。”[80]
这些会议一开始关注的是劳工史，后来拓展到中产阶级历史。有一次的主题是“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另外有一次是“工业化与家庭”。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注使会议引入了外部专家，比如研究19世纪末维也纳的美国历史学家卡尔E.休斯克和艾瑞克的艺术史学者朋友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一群以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为根据地的德国社会史学家在讨论中引入了社会人类学的原理，尤其是汉斯麦迪克、达维德塞伯伊和阿尔夫吕特克，这吸引了杰克古迪和玛丽莲斯特拉森等英国人类学学者参会。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成员们的学术地位提升、工作难度增大，这个圈子开始分裂。最后一次会议的举办地点是迪特尔格罗所在的康斯坦茨，研讨会走向终结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阶级意识这一问题上，圈子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显示出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爱德华汤普森把米歇尔佩罗叫到一边，问她“你觉得我们这群人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很明显，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她想。
大家继续举办会议的意愿也因为乔治豪普特在1978年的突然去世而遭到了严重打击，豪普特在罗马机场突发心脏病，终年只有50岁。作为这一系列历史学术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帕特里克弗里丹森的回忆中，“乔治豪普特去世后，我们意识到再也无法重现1975―1977年的那段时光了”。艾瑞克还是继续频繁造访巴黎，并感激“人文科学之家”为他在办公室里提供空间，这让他得以与学生见面并讨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81]他认为这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知识分子据点……来到‘人文科学之家’的人没有不带着新想法、新项目或者结识了新朋友离开的。这就是我的体验”。[82]
艾瑞克对年鉴学派及其学者的推崇并不能阻止他对他们的一些作品提出批评。比如，他认为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作品《茉莉花女巫》（1987年出版了英语版本）“相对专业”“情节比较简单”，显示出“仓促完成”的迹象。不过这依然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侦探作品，并且一如既往地充满智慧和启发，可读性也很强……我是这位出色历史学家的仰慕者”，他又补充说“我喜欢在其他人留意不到的地方探寻狮子的足迹”。[83]他对路易阿尔都塞也一样宽容，至少在个人层面上是这样，阿尔都塞1979年短暂访问伦敦时和艾瑞克夫妇待在一起，在艾瑞克的回忆里，他表面上是来参加会议，实际是为了劝说艾瑞克参与“某个疯狂至极的计划”。有一天上午，艾瑞克和负责接待阿尔都塞的会议主办方都没空，只能让马琳来接待阿尔都塞，阿尔都塞看到霍布斯鲍姆家的立式钢琴后说自己想起来要在伦敦买一架钢琴，他让马琳找找最近的琴行在哪里，并坚持让马琳带路。他在那里买了一架非常昂贵的三角钢琴，并让职员把钢琴运到巴黎去。当主办方接待人到来后，他要求接待人带他到梅费尔的汽车行买一辆劳斯莱斯（或捷豹）汽车。主办方颇费了一番力气才让店里的职员不要处理他的订单。回到巴黎之后，阿尔都塞的精神状态继续恶化。1980年11月16日，他勒死了自己的妻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法庭随后裁定他不宜受审。艾瑞克称自己“对可怜的阿尔都塞感到很可惜，这个在巴黎勒死人的家伙，一个疯狂的怪老头，我原以为他会自杀而不是成为一个杀人犯”。[84]
V
1976年，康奈尔大学聘请艾瑞克为安德鲁D.怀特客座教授，康奈尔是一所位于纽约北部城市伊萨卡的常春藤名校。该校设立的这个客座教授席位旨在邀请多达20位世界级著名学者，在他们的两个为期三年的任期中，每期开设一周的讲座课程，以活跃校园的学术和文化生活。1977年，艾瑞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访问，他在4月末抵达纽约，接着乘坐小飞机到学校所在的伊萨卡。“我在百老汇大道的西边逛了一下，”他写道，“给自己买了一份好吃到不行的牛肉三明治来开启纽约之行。”他发现康奈尔大学“依山傍湖，风景有点像奥地利但没那么干净”。住宿被安排在一间学生旅馆里，环境“很惬意”，不过伙食“挺差的”。[85]第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马琳自己工作起来很积极：和不同的人见面，在午餐时间高谈阔论，和师生们沟通往来。校园很漂亮，然而“因为学校离得相当远，平时要走挺长的一段路。幸好我在威尔士的生活经验让我翻山越岭毫无问题”。[86]康奈尔大学像一个偏远沙漠中的文化孤岛，“与世隔绝、难以接近”，而且几乎可以“自给自足”。自杀现象在“学生和其他人当中都很常见”，但艾瑞克一点也不意外。
艾瑞克和曾经在欧洲工作的美国教授们来往，也与来访的欧洲学者们一起外出：
他们之中的欧洲人一致同意很难理解美国人，……除了日本人以外，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让他们感到陌生的人。美国人不知道他们有多么不一样，他们把自己看作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但天啊，他们不是那样的。最容易和我们意见一致的是纽约的犹太人（当然，他们喜欢娶家世好的南方姑娘或者新英格兰清教徒），因为他们和伍迪艾伦一个样。[87]
除了到同样在纽约北部的宾厄姆顿去参加一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研讨会，艾瑞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图书馆里，“随便找点什么看看”。有人带他去看当地山里的美景，但他觉得不如威尔士那么“天然质朴”。“那些研讨会……在我的记忆中全变成了一样东西。和同事们喝酒、吃饭（在户外举行的除外）。”他对为他组织的接待会感到厌烦，都是些“站起来程式化地微笑，以及试着回忆我之前有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些人。我觉得这样过3个星期已经够足够了”。[88]第二次访问时，他还是觉得康奈尔大学的生活“相当无聊。伊萨卡市中心不值得一去”，他在第二次访问期间给马琳的信里写道：“这里似乎比上次我来的时候变得更乡里乡气和破旧了――校园里也没有什么活动。”[89]
1981年3月再到美国来的时候，他首先在纽约停留，第一次去了大都会歌剧院（“太大了，更像一个足球体育场而不是歌剧院”），觉得那里上演的《唐卡洛》“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情，极其豪华”。他坐飞机穿越美国本土到加利福尼亚去，住进了海滩边“迷人的”拉古娜旅馆。然后忍受了“难熬的三天……无聊、烦躁，更别提那些让人抓狂的会议、讲座，和同行及学生无休止的交谈、晚餐――该死的学术圈。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即使在带着我到好莱坞兜风的时候，他们也在喋喋不休”。[90]为了逃离这一切，他在朋友的推荐下去圣巴巴拉附近一间叫米拉玛的“大型汽车旅馆度假中心”订了房间，自行开车过去。“过了几天清静日子，虽然我应该不会再选这个地方，就像我不会选那些在我从赫兹公司租回来的汽车熄火时自动播放的音乐一样。”虽然加利福尼亚的春天已经够暖和了，但艾瑞克惊奇地发现“没有人在海里游泳，实际上海滩上空空如也，可以让人好好欣赏海鸟和钻油塔。人们在游泳池里游泳，里面是加热过的，所以我进去也不觉得冷，而且你可以在水里待上好几个小时。除了游泳和看彩色电视，这里无事可干”。为了乘一班北上的航班去圣克鲁兹参加讲座，他开车回到了洛杉矶，依然觉得美国是疏离的：
开车经过那些无趣的洛杉矶街道，全是工厂、假日旅馆、车库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地方，在高速路上听着我不懂的体育赛事评论和平庸的摇滚音乐，就像置身于某个假面舞会。我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加油（70美分1加仑[91]），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试着戴上假面具的人。我第一次自己洗衬衫、袜子、裤子，有意思的是，这些活计让我感到自己是个正常人――一个不属于此地、只是到此一游的人，但也算不上短暂度假……这个奇怪的地方，这些奇怪的人们。
之后他去了旧金山，又租了一辆车，住在马林县的一间小旅馆里。他想在探寻那些巨大的红杉林之前去看悬崖下游过的鲸鱼，但未能如愿。“置身于这些巨树之间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撼……当你孤身一人时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为沿着一条土路行驶约32公里后才见到。”美国人继续让艾瑞克啧啧称奇，有一个搭他顺风车的美国男人是电视台的节目经理，他问艾瑞克伦敦“是个大城市还是个小乡镇”，而且全程都“让人不知所云”。[92]
艾瑞克觉得自己更了解拉丁美洲，但他再次造访那里的时候，看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78年4月初，他抵达利马参加一个会议，这趟旅程很不顺利，空中交通控制的电脑系统出现了故障，导致艾瑞克错过了转机，免税行李也被偷了。[93]他写信给马琳：
利马每况愈下，城市无人管理、年久失修，到处都是肮脏和贫穷。城市中心给人的感觉糟透了，不过米拉弗洛雷斯（一个高级住宅区）看起来只是有点陈旧。街上很少看到汽车，有也是款式比较旧的，衣衫褴褛的人多了不少，新冒出了一些贫民区（棚户屋），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氛围。怎么会这样……我想起1971年时这里还是能看到一点希望的。农业档案馆（土地档案资料都存放在这里）是个寒碜得不行的地方：只剩下个房顶，窗户都是破的……城里有一间我以前经常去的老资产阶级风情餐厅，虽然还在营业，但墙面都斑驳剥落了也无人理会。人人都穷得叮当响，就算中产阶级也在艰难度日。[94]
这个刚开始从多年的军事独裁向民主政体过渡的国家遭遇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艾瑞克发现自己“被秘鲁学生包围了，他们曾经在伦敦求学但不得不在完成论文之前回国，现在很需要他的建议”。
然而南美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国家。阿根廷正在被一个残暴的军事独裁政府统治着，在美国的秘密支持下，成千上万涉嫌支持武装抵抗运动的人被独裁者逮捕、折磨，最后“消失”了。艾瑞克注意到利马“充斥着同病相怜的阿根廷流亡分子”。巴西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虽然已接近尾声，但当时仍在掌权。“我从巴西来的老朋友尤拉莉亚洛沃说她在回到里约之前打算到安第斯山（波托西省的拉巴斯）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我说：‘到那么高的地方去短途旅行我会有点害怕。’她说：‘好吧，我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头痛，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显然在这片大陆上的日子里，你需要懂一点黑色幽默。”
1986年艾瑞克又回到南美，访问哥伦比亚并住在波哥大的特科达玛酒店。他在给马琳的信里写道：
这间豪华酒店（以当地标准来看）刚刚接待了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因此到处都是哥伦比亚士兵和警察，还有他们的装甲车。这里的警戒是如此森严，我敢保证没有哪个恐怖分子能钻空子，因为士兵和警察都互不相识。他离开之后住进来的是环球小姐。守卫的士兵少了一些，但男性平民的兴趣更大了。近看这些女孩时，我能说的就是她们不比我们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漂亮多少。[95]
与酒店的安保措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仍在继续的街头杀戮，“发生的概率多到连哥伦比亚本地人也震惊不已”，4年中有57名法官被射杀。准军事化的杀手小队肆虐街头，“杀死小偷小摸的罪犯、妓女、同性恋和左翼分子”。
艾瑞克的下一站是麦德林，他要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出席一场会议。那儿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这是一个以贩毒著称的城市，杀手小队骑着摩托车到处横冲直撞，处死妓女、同性恋、乞丐，更别提他们遇到的“颠覆分子”了……我参加的“大学周”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学校兽医系组织的一个马术表演。众所周知，最积极的养马大户是这儿的大毒枭，其中一位――或者更像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肥胖硕大的人物，看上去跟“教父”似的――由保镖簇拥着出席了这个场合。一群无愧于拉丁美洲热血男儿传统的学生在现场针对他示威。保镖抽出枪并开始射击――幸好没打中人。学生们开始扔砖头。这位“教父”说他一生中从未被这样侮辱过，并威胁要让他的马退出表演。负责学术事务的副校长擦了下额头的冷汗，试图让大家冷静下来，这二十几分钟的情势非常严峻。副校长顾全体面地在中场休息后叫停了马术表演，因为学校无法保证参会人员的安全。这和伯贝克学院真是有着天壤之别。[96]
艾瑞克从麦德林去了墨西哥，他发现那里也充满了令人恐慌的暴力：“左派右派中间派，不管什么立场的人都会被杀，尤其在大学里面。”连日来阴雨绵绵，他写自己不得不买了一把雨伞（“墨西哥人看到不带伞的英国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曾经和马琳以及孩子们去过那里，因此这次对他们很是想念。不过，“龙舌兰酒还是很棒的。”他向马琳汇报。[97]总的来说，与早前的体验相比，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游历要失望得多。这片大陆的局势要再过一段时期才会开始好转。
VII
漫游各国并不能阻止艾瑞克比从前更为积极地参与到英国政治中去。他的政治评论重心有所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报刊担任英国通讯员，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与英国共产党的“理论期刊”――《今日马克思主义》大大加强了联系。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经常为这本杂志撰稿，但大部分都是以探讨历史为主题，比如《历史与“撒旦的磨坊”》《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与英国劳工运动》《资产阶级的发展：一些历史问题》，以及《劳工运动与军事政变》。[98]然而，杂志总编一职在1977年由马丁雅克接任，他希望把该杂志当作在英国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宣传欧洲共产主义的载体，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努力，开始把《今日马克思主义》改造为讨论英国政治的一份大众杂志。他拓宽了期刊接收的文章范围，邀请知名人士撰稿，把杂志的发行量从刚接手时的大约2 000册提升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停刊时的2.5万册。
在这种情况下，雅克自然想到邀请艾瑞克为期刊撰稿，“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雅克回忆道，“我介绍了自己……和他在伯贝克见了面。”雅克请艾瑞克为1968年系列政治事件十周年撰写文章，艾瑞克写出的是一篇典型的宏大评论，从无人能及的“异常开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和雅克请来的其他很多作者一样，艾瑞克并不使用标准的党内政治术语或者仅仅讨论普通的党内话题。雅克觉得他是“一位独立思考的人物，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以及作者的能力非常自信，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不依附任何人或任何事”。他是一位思想家，不是一个活动家（“我从未听他谈论党的会议或者推销党报之类的话题”）。雅克继续向艾瑞克约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艾瑞克是唯一一位从来不用我改稿的作者。”雅克回忆道。和大部分作者不一样，他送来的稿子总是精心修订过的。[99]
从1958年到1976年这18年间，艾瑞克为这本杂志写了10篇文章，而在接下来直至1991年的14年间，他撰写的文章不少于30篇。当《今日马克思主义》在1991年停刊时，雅克对艾瑞克说：
您写过一些非常精彩的文章……没有您，《今日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本三流期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出现在第一方阵里。当然，您也是我的导师、我的顾问、我的动力和灵感之源……我刚到伦敦的时候还不认识您，只是非常仰慕您的作品。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伯贝克吃午餐的情形，我劝说您给我们撰稿（我记得第一篇文章是在1968年写的？），请您加入编委会，给我们不断写东西和做采访……您真是太了不起了。[100]
艾瑞克正是通过《今日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政治辩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这本杂志一跃成为知名期刊。1978年，雅克在《晨星报》（1966年改名之前的《工人日报》）的宣传报道里“偶然发现艾瑞克的一次演讲”，标题是《工党止步不前了吗？》，于是他问艾瑞克要了演讲的稿子（实际上这是艾瑞克在1978年3月17日的马克思年度纪念讲座上的发言）。“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这正是我要为《今日马克思主义》找的那种文章。”他回忆道。因此他询问艾瑞克是否能发表这篇文章，后者同意了。雅克知道这会引起一场争议。[101]艾瑞克从葛兰西处得到启发，认为英国劳工运动的“工人主义”已经过时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学教育的扩张让成千上万的年轻讲师得到了新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非常关键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英国，‘一战’和‘二战’期间典型的工党候选人是煤矿工人或者铁路工人，今天，他们更可能是被称为‘讲师’的一群人。”这种情况的缺点是：新的知识分子可能出现一种看不起体力工人的危险倾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纠正的。如果左翼阵营想要理解以5年前油价上涨为肇端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那无论如何他们最需要的都是知识分子。[102]
艾瑞克指出，在19世纪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让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相信产业工人会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种信念多年来一直支持着工会和劳工运动的稳定发展。但自“二战”以来，白领工作的兴起和服务业的扩张导致产业工人阶级力量的相对减弱，结果是工会成员人数减少及工党得票率下降。“英国工人的前进步伐……从30年前就开始踯躅不前了。”是时候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了。艾瑞克没有说出这一行动是什么，他的文章没有提出行动建议。但他显然暗示了一种说法：如果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还希望重新获得力量，就必须在社会和政治上和其他群体形成战略联盟。[103]
这篇文章在读者当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其波及范围还远不止如此。接下来那一年工会在“不满的冬天”里相当激进，具体表现为一连串的长时间罢工，这导致他们和大部分民众产生了隔阂。中间路线的詹姆斯卡拉汉领导下的工党政府在1979年5月3日的大选中被赶下台，保守党上台执政。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新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削减公共开支，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并遏制工会的权利。战后形成的共识被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卡拉汉政策的不满使工党内部急剧左倾。因此，艾瑞克的演讲在某种意义上为劳工运动中的一段深刻危机和自我反思期拉开了序幕，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这篇文章产生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104]
处于风口浪尖上，雅克安排艾瑞克对工党左派的领导人物托尼本恩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本恩听说过艾瑞克，但对他的作品不太了解，他在1980年5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马丁雅克打电话给我，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同意采访我，采访基于伯贝克学院（他是院长）的一个研讨框架，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过。我的确很期待这次采访，受到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指引将是一次非常有意思又考验人的经历。”[105]1980年7月15日，这次采访在艾瑞克的伯贝克学院进行，当然他从没当过院长。同年10月访谈文字稿刊登发表，篇幅长达9页。谈话内容涉及了广泛的政界话题。正如艾瑞克指出的那样，英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正处于“二战”以来不断发酵的危机之中。本恩指责工党满足于维持战后共识和福利状况，而不是以此为跳板进行更深远的改革。他认为需要发动一场草根民主运动，从整体上打破工会和议会领导层对工党的束缚，这种束缚正在妨碍工党超越战后政治继续前进。[106]
考虑到葛兰西对艾瑞克的影响以及他在马克思纪念讲座上的观点，艾瑞克的以下观点毫不令人意外：有三分之一的蓝领工人都把选票投给了撒切尔，因此不仅必须重新赢回他们的支持，还要吸引包括“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然而，他同意20世纪60年代的工党政府是工会成员人数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威尔逊政府几乎是工党最大的灾难。”他注意到威尔逊没有真正的有连贯性的政策，他的政府只是在危机中仓忙应对、步履蹒跚，其最主要的成就是罗伊詹金斯担任内政大臣时推动的社会解放运动。必须保证下一届的工党政府与之前的完全不同。“这个国家可能发生的任何社会变革都只能通过工党，主要是通过工党政府来首先实现的。”他对本恩重复强调了这个自己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信念。在本恩看来，社会变革只会通过权力的去中心化和关键体制的民主化来实现，但艾瑞克促请他就这些概念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我觉得你的问题很难回答。”本恩沮丧地对艾瑞克说。但他还是提出自己推崇的是混合制经济，在这种制度下大公司“采取公有制或者由人民来管理”，依法约定的协议可以促使“百强企业”承担起公众责任。艾瑞克表示同意。
这篇采访发表不久后，工党左派在卡拉汉辞职后获得了一场大胜，迈克尔富特在1980年11月以10票的优势险胜他的右派对手（卡拉汉最青睐的候选人）丹尼斯希利，被选为工党党魁。1981年3月26日，以罗伊詹金斯为首（不包括希利本人）的4位工党温和派领袖退出工党另组了新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他们很快就在民意调查中赢得了和工党差不多的支持率。在这场危机中，工党左派在1981年9月27日提出推选托尼本恩为副党魁，希利在选举中以不到1%的优势击败了本恩，但这进一步激发了“本恩派”的斗志。随着激进派和温和派都开始争夺政党的控制权，工党陷入了两败俱伤的内斗，而富特在一边束手无策。
1980年接受艾瑞克采访时，本恩称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是“由于核武器的发展，把战争作为拯救经济崩溃的一个手段在现在看来是荒谬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然而，不管战争是不是经济萧条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很快为失去民心的保守党提供了一剂意想不到的解药。1982年4月2日，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领导下的阿根廷军事独裁为解决国内危机，对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发起了军事占领。该群岛位于阿根廷海岸线以外的南大西洋上，和距离更远的南乔治亚岛及南桑威奇群岛同被英国控制。阿根廷长期以来都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收回这些岛屿是人民的呼声。岛上的1 680名居民在总督雷克斯亨特爵士的带领下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后投降。撒切尔政府立刻组织了全副武装的海军舰队开往该岛。双方在月底前交上了火，战斗机在海面上进行了激烈的缠斗，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号”和英国驱逐舰“谢菲尔德号”受创沉没，造成大量士兵伤亡。英国军队在5月21日登陆。经过一轮地面鏖战，英军重新获得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控制权，并在几天之后收复了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岛。交战双方的总伤亡人员超过了900人。
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本能地对战争表示了支持：他认为必须对这种军事独裁政权的无端挑衅进行反击，就像1939年必须迎击希特勒的进攻一样。撒切尔政府有意借助“二战”期间的形象来成立“战时内阁”，并且不断提到丘吉尔（或者像撒切尔夫人那样亲密地称他为“温斯顿”），富特则鲁莽地重提他在数十年前坚持反对绥靖政策时拥护的民主爱国主义口号，艾瑞克对这两种姿态都不买账。1982年末，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策划的一档名为“向左转”的广播节目中，艾瑞克发表了一次演说，他拆穿了议会政客们的惺惺作态，提出阿根廷对位于其海岸以外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提出领土主张，比数千公里以外的英国来得要更合理。引发这场危机的是撒切尔政府本身，他们此前忽视了岛上的防卫安全，以费用为理由撤回了驻守该岛的一艘军舰，又在情报部门再三警告的情况下仍未能预见阿方的行动。[107]当然，艾瑞克也认识到包括工党左派在内的全国上下“都陷入了普遍的愤怒和羞辱之中”。但他注意到：
这种群情汹涌的感觉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没有关系……那是一个被合恩角的浓雾包围的地方，我们对它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这和1945年以来的英国历史有关，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显著加剧的英国资本主义危机有关，尤其和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有关……这是对我们早有预料的大英帝国的衰落的一种反应。
他引用了撒切尔夫人的谴责言论：“那些骑墙派和懦夫认为英国不再是那个建立了帝国并统治过地球四分之一面积的国家”，然而“他们错了”。艾瑞克的结论是这场战争“并不能证明这一点”。在战争爆发之前和阿根廷达成协议曾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撒切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选择。
艾瑞克也一如既往地注意到欧洲大陆对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不理解。“大部分欧洲人都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大费周章。”这场战争和国际现实政治、实质事务或者战略利益都毫无关系，只能和英国内政联系起来。这场战争得到支持是因为它在惨淡的经济形势中“可以鼓舞人心”，“就像我们用枪赢得了世界杯一样”。战争带来的结果在1983年6月9日的大选中显现出来，保守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在下议院获得超过60%的座席。他们获得胜利的部分原因是工党在参选时发表了一份被某位议员评论为“史上最长自杀遗书”的强硬左派立场宣言，要求英国单方面核裁军，对主要工业和银行实施国有化，增加主要税收，解散上议院以及退出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当然，这也因为撒切尔政府仍在收割“马尔维纳斯群岛效应”带来的红利，但艾瑞克指出保守党获胜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获得了25%的选票，而工党的得票率为28%――反对派的支持率被分散了，这让很多保守党候选人在英国“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获得了胜利。[108]
迈克尔富特在这次惨败后很快辞去了工党领袖的职位，1983年10月2日，年轻得多的尼尔金诺克成为他的继任者，这是一位威尔士议员及左派人士，虽然他并不是“本恩派”的一员。中间路线的罗伊哈特斯利当选为副党魁。艾瑞克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工党失去的百万选民》一文里分析了这次选举的结果，他“没有得到一丝安慰”。工党在各个社会阶层中的得票率急剧下跌，大部分工人阶级不再投票给工党。劳工运动中有很多人“忙于内讧而不是与右派做斗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很多（左派）人士更支持撒切尔政府而不是走改革路线的工党政府”。撒切尔主义致力推动英国资本主义以及实际上英国政治体制的保守改革，挫败这一企图是“英国能够体面存续的一个条件”。因此，社会民主党、自由党和工党之间需要形成选举联盟，同时劳工运动也要增加其吸引力，让工党成为“超越阶级的政党”，摒弃党内派系斗争并且认识到1983年的宣言在争取大众甚至工人阶级支持的方面是失败的。按照艾瑞克的典型做法，他促请工党学习法国的例子，社会党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1年被选为法国总统，而西班牙社会工人党的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也赢得了1982年的大选。这类新社会主义者的政党指引了一条明路，展示了与其他政党合作的重要性，意大利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如果要遏制撒切尔的保守主义改革，就必须联合一切进步和民主的力量。[109]
艾瑞克的言论再次在劳工运动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他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及新左派著名人士拉尔夫米利班德对他尤其反对。1984年1月，米利班德告诉艾瑞克“你对左派的攻击是很不正确的，而且会被和你立场毫不相同的人利用”。他认为艾瑞克“实际上是让左派偃旗息鼓，让右派和中间派掌控工党大权，当然，和以往一样，他们有时候也会给左派一点甜头尝尝”，艾瑞克在此时吹响“撤退号角”是十分错误的。[110]作为回应，艾瑞克坚持自1978年以来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和演讲产生的影响是：
1．把左派早就应该讨论的问题带到了公开场合，因此有助于开展一次有用的辩论……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不是因为我希望发起一场政治运动――我在1978年第一次发表演讲时本无此意，而整场争议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原因是那些搞小圈子的人被我的观念激怒了，并不断对我进行驳斥，这让其他的左派开始说“等一等，这个人已经触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这会让我们很难开展工作”。我的文章的目的在于帮助动员那些没有小圈子的左派。
2. 我很欣慰自己的观点被工党“温和左派”――不是右派――的主要人物接纳，尤其是金诺克，他在1982年的工党大会上引用并赞同了我的观点，随后在1983年的大会上再次这样做。目前据我所知，我被称为“金诺克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希利或者哈特斯利的。我的观点无疑是一个长期坚持左派立场的人士，其作用在于显示“左派”这个词不能被1980―1983年的“强硬左派”所垄断。除非你把为本恩竞选副党魁摇旗呐喊的那类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未经深思熟虑、不必要且会造成灾难后果的）视作唯一的左派，否则我的观点不会对整个左派而只是对某一类左派造成伤害，而且我也根本没想过要呼吁大家“撤退”。相反，我的预言是工党正在走向溃败，并希望采取可以使其重新回到正轨的政策，而现实也恰恰是如此。实际上，自从金诺克被选为党魁后，这种复兴的迹象有所显现。[111]
米利班德进行反驳时把金诺克称作“哈罗德威尔逊马克二世”。如果本恩能赢得副党魁的席位，这至少能“加强你所乐见的党内左倾”。[112]艾瑞克方面在2002年回应一位博士生的提问时解释“我是支持托尼本恩的，直到他在工党特别会议召开后的1981年1月放弃了可以领导一个团结的工党的机会，反而选择了在左派小圈子里圈地为王”。艾瑞克确实觉得自己的文章“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我是最早预言工党会出现麻烦的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明显长期坚持极左立场但非常反对本恩派的人，因此我的名字和作品对金诺克很有用处”。[113]
马丁雅克从不错失机会，尤其不会错过《工党失去的百万选民》掀起的唇枪舌剑，他向工党的主席办公室提出申请，希望由艾瑞克代表《今日马克思主义》对金诺克进行采访。金诺克的新闻秘书帕特里夏休伊特告诉金诺克这将是“阐述你的想法的绝好机会”，她还请来《卫报》为工党大会的周一开幕日发布摘要报道。[114]这次长时间的观点交流于1984年9月3日进行，这时离工党大会还有一个月时间，金诺克会在大会上第一次以领导人身份发表演说，艾瑞克对他的采访将在大会召开期间发布。艾瑞克注意到工党需要一个“英国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愿景，一套清晰的观点，而这些――就像金诺克承认的那样――还没有形成。在一连串长篇累牍的回复中，金诺克果然像传闻中那般言之无物，他反复将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策斥为倒退和反动，以此逃避艾瑞克提问的重点。马丁雅克当时也在场调试录音器，后来他回忆：“艾瑞克和我偶尔目光相接，这会是一次非常沉闷又一无所获的采访。”[115]艾瑞克的回应是指出撒切尔主义意味着战后共识的解体，他们想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一种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艾瑞克希望了解在这位工党领袖心目中，计划、公有制和私营企业三者要如何融合。[116]
金诺克重申了工党对重要产业重新实行国有化、由中央制定经济计划以及创办一间国家投资银行的主张。艾瑞克指出这样做的问题是也许无法振兴煤炭和钢铁这类已经被撒切尔政府整垮的产业。他一如既往地建议工党政府可以借鉴其他欧洲国家，比如从法国和瑞典得到一些启发。金诺克认为其他国家并不能提供好的例子。艾瑞克询问金诺克对工党与工会，尤其是矿工工会之间关系的看法――那时矿工工会和政府发生了激烈的争端，最后以工会的彻底失败告终。金诺克很小心地避免对矿工工会提出批评意见，即使艾瑞克告诉他如果觉得这个话题很敏感可以把录音器关掉。但这位工党领袖在面对工会的激进主义时明显感到很为难，而保守党政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以达到某种效果。[117]艾瑞克本人私下强烈批评矿工工会的领袖阿瑟斯卡吉尔，他认为正是斯卡吉尔的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导致了罢工的失败，给整个工会运动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一个学生记得“1985年1月3日，为拉斐尔萨缪尔举办的惊喜派对接近尾声时，艾瑞克与约翰萨维尔争吵了半小时，全程充斥着对斯卡吉尔的轻蔑之词”。[118]
整个采访都未能从金诺克那里听到任何非常具体的声明。令人注意的是，艾瑞克在采访过程中提到工党时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我们的”。他对工党的认同似乎弥补了对共产党的遗忘。此时，艾瑞克对部分工人运动中他称之为“退回极端主义”的行为进行了全面抨击，提出他的批评者缺乏政治现实主义意识（他质疑这些批评者“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国家乃至这个地球吗？”）。他援引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人民阵线作为例子，声称结成政治联盟并不意味着抛弃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是时候放弃褊狭的气量了。[119]
1987年大选前夕，艾瑞克更加明确地强调，击败以摧毁工人运动为首要目标的撒切尔主义是当前的第一要务。有必要进行策略性的投票。在自由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很有可能战胜保守党人的选区，工党支持者应当把票投给他们。社会民主党是一个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士的政党，他们本能上反对保守党，而不是工党，尤其在尼尔金诺克正在领导工党回到中间立场的情况下。一个拥有工党核心工人阶级选民支持的社会同盟是至关重要的。中间政党若能在大选中表现出色，很可能会形成一个联合政府，致力开展经济的社会管理，改善教育，并且对英国濒临崩溃的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120]这些观点对工党的整个未来都有着重大意义，并显示出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在1987年，艾瑞克提出的这些意见没有引起任何重视。策略性投票未能得到广泛运用，保守党的反对力量继续呈分散态势，加上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复苏，使得撒切尔政府再一次如同1983年那样控制了政权。
1989年5月，艾瑞克的政论文集《理性左派的政治：1977―1988》由维索出版社发行，里面集合了探讨工党及其前景的文章。罗斯麦基宾是研究20世纪英国史的牛津大学学者，对工党政治的观察敏锐而富有洞见。他在为这本书撰写的长评中指出：“霍布斯鲍姆观点很容易总结，那就是旧时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如今被受过教育的阶层取代了。”他继续在评论中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了艾瑞克的文章，认为这本文集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简明和讲究策略，书中已经没剩下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在他投入了大量政治和学术精力的传统劳工运动遭到挫败后，他的马克思主义暂时失去了方向。”实际上，这些文章证明了“如今霍布斯鲍姆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国家具有整体监管功能的混合型经济――这和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设想的相差无几”。政治作家R.W.约翰森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指出“这里面没有任何可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然而，不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艾瑞克的观点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托洛茨基分子“激进倾向”下组织起来的强硬左派失败了，而金诺克劝服工党放弃了那些不得民心的政策，比如退出北约和欧共体、提高税率和放弃核武器。1987年连续第三次在大选中惨败后，工党必须彻底面对自身的问题。撒切尔夫人已经从改革英国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击垮传统工党政府的行动中获得了自信。艾瑞克注意到，她已经开始不谈自己的政府，而是说起了她的“政权”。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秩序’的提法……是奉行权力主义的一党政府的话语，他们正在系统性地为长久掌权创造条件”。挫败他们的任务比以前变得更为迫切了。[121]
但是，撒切尔政府在1987年大选不久后就开始陷入麻烦之中。引入“人头税”等不受欢迎的政策激起了伦敦街头的大规模示威，加重了欧洲对英国政府越发强烈的反对情绪，让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艾瑞克对工党的下一次大选前景变得更为乐观。[122]撒切尔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使得她在1990年11月被保守党议员们赶下了台。她的继任者约翰梅杰在1992年4月的大选中走亲民路线，而金诺克在一场过于花哨讨巧的竞选活动中做得过了头，尤其在工党风雨飘摇之际，只会让选民避而远之。在仅仅拥有微弱的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保守党得以继续执政，金诺克被迫辞职。不久之后，由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组成的工党领袖二人组将工党的形象重塑为“新工党”，扩大政党的吸引力，赢得了那些放弃支持社会民主党（现在的自由民主党）的选民，并在一系列的大选中获胜，1997年工党开始执政，并一直持续到2010年。
哈罗德威尔逊的传记作者本平洛特总结过，“如果说‘新工党’在知识分子界有元老级人物的话”，艾瑞克“肯定是其中之一”。[123]佩里安德森是《新左派评论》的创办人之一，他认为艾瑞克给劳工运动的复杂变革进程带来的影响就是极大地挫败了工党左派。但他没有抓住重点。艾瑞克并没有导致工党左派的失败――这首先要归功于金诺克。艾瑞克的影响是促使工党进行了重新定位，在最广泛程度上吸引了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在手工劳动者中的传统选民。艾瑞克在这方面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罗德里克弗拉德的记忆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艾瑞克“在任何意义上都算不上一个政治活动家。当然，我的意思是他一直在写作，而且现在越来越像左翼阵营各个派别的导师，如果他原来没有这种名头的话。但这就是他的政治活动范畴”。[124]弗拉德此言不虚，但某种程度上也没有指出关键之处。艾瑞克通过他的作品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表的文章。就像马丁雅克总结的那样：“艾瑞克此时被视为……工党的思想导师……他从一位共产党知识分子变成了站在左派立场上发声的知识分子。”[125]
VIII
“我会在18个月后退休，”艾瑞克在1980年11月这样跟他曾经的学生艾伦亚当森说，“我觉得这会带来巨大的痛苦，经过这些年之后――虽然我并不是无事可做或者无处可去。”[126]达到法定退休的65岁后，艾瑞克于1982年7月30日离开了伯贝克学院，并且很快被授予了经济与社会史荣誉退休教授的职务，这是一个纯粹荣誉性质而没有任何教学义务的头衔，以表彰他的学术成就以及在伯贝克长达35年的任教经历。[127]艾瑞克在退休后还是会回伯贝克收邮件，和老朋友老同事见见面。但他热爱教学，对不得不放弃这一事业感到沮丧。因此，当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艾拉卡茨尼尔森在1984年初向他发出任教邀请时，他非常感兴趣。新学院的进步历史可以追溯到它的创办者们――因反对美国参加“一战”而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时，它为被纳粹驱逐的德国社会学者提供了庇护所。这所学校由私人捐助，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幸而得到富有寡妇多萝西希尔松的慷慨解囊（她的财富来自她与媒体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之子的一段短暂婚姻），现在得以重振生机。
卡茨尼尔森是一位研究领域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及历史学的社会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作为院长，他的任务是创建一间跨历史与社会科学领域的院系。在他的领导下，著名的社会史学者查尔斯蒂利和路易丝蒂利夫妇在1984年加入了新学院，在物色其他同一水平的知名学者到纽约任教的过程中，卡茨尼尔森想到了艾瑞克，他知道艾瑞克不久前已经退休，“他到了年纪从伯贝克退休，而不是因为精力不济”。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没有学者退休年龄的限制，因此卡茨尼尔森邀请艾瑞克前来是没有问题的。虽然他们有一位共同的熟人拉尔夫米利班德，但两人此前并不认识对方，卡茨尼尔森也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
我打电话给他时多少有点唐突……我说“就是我啦！我是……的新院长”，我知道他并不是完全没听说过我，但我觉得打电话那会儿他压根不晓得我是新学院的院长，我跟他解释了这个项目的性质――希望招募一支全新的教师队伍――“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加入我们？”在没有询问任何合同条款或者提出“你会付薪水给我吗”这一类问题的情况下，他说“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很快就完满达成了协议，让他……定期到我们学校来。[128]
艾瑞克告诉卡茨尼尔森，他“会很享受能够继续教书的机会，尤其在一个和伯贝克有很多共同点的学校里”，其中包括特别专注于成年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129]
他同意负责每个秋季学期的硕士和博士生的教学（和英国不同，美国的硕士和博士需要上课），时间从9月初开始，圣诞节前结束。新学院为他安排了住宿公寓，虽然每年的地点都不一样：卡茨尼尔森记得艾瑞克有一年住在河边上的一栋高层公寓楼里。那栋楼名叫“河畔公寓――我记得他很喜欢里面的书房，窗子底下能看到船只穿梭……他住过的地方，通常来说，都是为停教休假的老师准备的”。1986年9月抵达纽约后，艾瑞克对河畔公寓赞叹不已，这栋大楼“富丽堂皇，可以鸟瞰东河和其他地方――有一个宜人的广场可以小坐，能看到克莱斯勒大厦和联合国总部，到处都是小孩子，还有日常用品商店等”。从那儿走路去新学院要1小时30分钟，“乘公共汽车花的时间也差不多”，但艾瑞克并不介意。[130]
艾瑞克被指派为两个跨学科委员会的成员，这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由查尔斯蒂利领导的社会变迁研究中心，另一个是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目的是将新学院的历史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联结起来。他不仅仅是一位常规意义上的访问学者：
我们都清楚他是一位定期访问的学者，因此他被视为讲师队伍中的一员。他会来参加学院的会议。艾瑞克在新学院时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遵守学院的制度，就像他在伯贝克那样，他提到伯贝克和新学院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是新学院的一名出色教师……整个讲师队伍大约有70人，他刚来的时候大概是45到50人，后来增加到70多人――我们每月开一次会……讨论手头上的事务。艾瑞克只要处于访问期间，就一定会到场并且很积极地参与讨论。他还协助管理社会变迁研究中心。[131]
在可以轻松一点儿的时候，艾瑞克经常参加一个以“思考过后来一杯”为主题的周五下午工作坊，他是这个活动的热心参与者。
卡茨尼尔森注意到，艾瑞克有很多社交活动，马琳只会过来待上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她不在的时候艾瑞克尤其如此――“他很喜欢和教员还有学生一起去吃午饭――一个真正的玩家，我指的是这个词好的方面”。每年11月的第4个星期四，他和马琳会应邀前往埃里克方纳举办的年度感恩节派对，方纳是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历史学者，他当年在伦敦求学时曾得到艾瑞克的指导，在方纳的记忆中，他从艾瑞克的研讨课上学会了如何开展社会史研究。方纳夫妇邀请了来自国外的朋友以及住得离纽约很远的国内友人共赴一顿“原汁原味的美国晚餐――有火鸡等菜式（还点缀着一些意大利菜，以致敬他妻子的意大利血统）。艾瑞克在场自然意味着有很多有趣的政治讨论话题”。历史话题也是谈话的重要部分：方纳尤其记得有一年艾瑞克和米莉森特霍德森聊起了女性匪徒，霍德森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编舞师和舞蹈史学者，因为重新编排了尼金斯基在斯特文斯基《春之祭》首演时的舞蹈而闻名。[132]
除了和查尔斯蒂利很快成为朋友外――
艾瑞克在如何获取名声但又脚踏实地方面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出色的榜样，他很少夸夸其谈，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展现身为大师的精益求精：如何确立高水平的学术标准，以及如何开展历史分析……他态度开明，包容立场迥然不同的各种学生……他什么都知道一些，又在很多方面都十分精通。很难找到哪个研究生或者现任教员的课题是艾瑞克不了解或是缺乏见解的。[133]
新学院那些来自拉丁美洲的学生尤其喜欢艾瑞克，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十分平易近人”。卡茨尼尔森觉得艾瑞克“是个非常热心肠的人，对朋友很热情，关怀备至”。他喜欢重访以往去过的纽约爵士乐俱乐部和酒吧，有时自己去喝上一杯，有时候带着朋友和同事。这些地方让他缅怀过往，触动了回忆，“这些往事只能和有共同回忆的人分享，当我（越过对面的日本人或韩国人）看到另一位上了年纪的爵士乐迷独自坐在酒吧里，一边听音乐一边小酌时，就会一直想起一些人，比如我的表哥丹尼斯”。[134]不过，他更常去的是大都会歌剧院，尤其是马琳过来陪他的时候。[135]他经常和他的出版商安德烈希夫林一家来往，还会不断接待到纽约来的朋友和熟人。佩里安德森当时也在新学院任教，有一段时间和艾瑞克同住一栋公寓楼，两人时常一起吃早餐。
艾瑞克是鲍勃西尔弗斯家中晚宴的常客，经常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在此出现，其中很多人都为《纽约书评》撰过稿。有一次乔治韦登菲尔德在一间纽约酒店举办派对，艾瑞克在派对结束后
向坐在酒吧里的约翰普拉姆爵士打招呼，他曾经委托克里斯托弗希尔和我为企鹅出版社写书（《工业与帝国》），现在他是一个有钱但闷闷不乐，保守又孑然一身的老同性恋，住在凯雷酒店里，和参议院丹尼尔莫伊尼汉夫妇一起喝酒，难以置信的是参议员本人看起来没有电视上那么粗俗。但乔治看上去也很粗鄙。我们闲扯了一通，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偶尔提出一点有用的建议。我们像亲密的老朋友那样跟对方告别。[136]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纽约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社会环境还没有肃清，警察队伍中的贪腐现象还没有消除，大区的“士绅化改造”也尚未开展。就像艾瑞克注意到的那样：
我一直在收集更多的纽约奇闻。最离奇的一个是某人在鲍勃西尔弗斯的派对上告诉我的。纽约的警察似乎有这么个习惯，一旦发现一具死尸（这个案件里的死者是一名在自己公寓里去世的中产阶级老年妇女），他们就会把死者的信用卡以50到10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然后买家会一直透支这张信用卡（这个案件里的透支金额是700多美元），每个人都得了好处，除了信用卡公司……我还听到过更多纽约的小逸事。公共汽车上的女人聊天：“他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喝醉了或打鼾就把他扔到车窗外。”“对啊，他没做什么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都不是醉鬼。我丈夫在布鲁克林被打劫了，那些劫匪可没喝醉。”“那算什么，我就在这儿的第20街被打劫过。”幸好我至今还没遇到过这种事。[137]
纽约的街道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变得可以安全行走。
1988年，艾瑞克再次回到新学院上课，虽然他不如从前那么乐在其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能完成太多工作，抑或只是地铁站台阶上的尿骚味太刺鼻了”。在希夫林一家举办的晚宴上，他结识了年轻作家安妮科恩-索拉尔，安德烈委托她撰写的让保罗-萨特的传记刚刚出版。“她身材清瘦、下巴尖尖，是个非常神经质也非常聪明的北非犹太女孩，极度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萨特的一个情妇（也是安德烈布勒东的情妇之一，波伏娃曾经为此十分妒忌）在纽约住了几天”。他第二天带她去了现代艺术博物馆，也许是为了享受能讲法语的早晨时光。他在哈得孙河畔安嫩代尔市的巴德学院举办了一次讲座，发现那儿“按照惯例充斥着古板的德国人、因为拿不到补助而变得更加愤世嫉俗的哈佛大学前教员和迫切想要讨论伦敦文化氛围的女教授”――一股蠢蠢欲动的气氛笼罩着他们。[138]新学院的氛围则完全不一样。艾瑞克很喜欢在那里任教，这不仅是因为能继续教书，还因为可以在纽约这个社交场所与美国最顶尖的学者打成一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都仍然坚持到新学院去工作。
IX
这段时期里，艾瑞克一如既往地在《过去与现在》的编委会扮演着重要角色。杂志在1952年创刊时规定所有编委都要审阅全部投稿，这一传统如今仍在延续。这种做法是为了确保发表的文章能得到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编委和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编委的一致认可，给投稿者的作品提供广泛的批评意见。艾瑞克在稿件上的批注总是一针见血。他不喜欢那些充斥着术语的文章，就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他支持概念化，但概念要根植于能够提供充分论据的经验研究。他喜欢从比较研究的维度展开论述的文章，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是清晰而具有创新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社会变革的问题，而且必须形成因果关系。艾瑞克基本上会审阅所有的投稿，包括那些不在他研究范围之内的，后来一位叫乔安娜英尼斯的编辑表示，艾瑞克具备着“编辑的思维方式：建议某一位编委审阅某一份投稿，或者从作者的角度来考虑稿件反馈应该如何落笔”。在基思托马斯的回忆里――
艾瑞克是《过去与现在》编委会的主要人物，他无所不知，对每个课题都有着明确的观点。他戴着一顶布什尔维克经常戴着的帽子，看起来就像个真正的革命家。他有种不同寻常的爱德华时代的习惯，说完一些重要的事情后会接着问“怎么样”来寻求认同，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
随着他的朋友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加入编委会，艾瑞克不再和其他人共进午餐，而是到弗朗西斯及拉丽莎夫妇在牛津沃尔顿街的房子去吃饭，但他对《过去与现在》的积极投入并没有改变。[139]
1987年，艾瑞克在70岁时和罗德尼希尔顿一起退出了编委会，这引起了爱德华汤普森的抗议：“你就是《过去与现在》，我们可以不要其他人。你的成就是十分显著的，很难想象还有如此出色的先例……我希望这只是一次形式上的‘退休’。”[140]事情的确是这样。70岁退休这一规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艾瑞克和规定生效之前的老编委会成员一样，一直到2000年之后还在继续参与编委会每年的夏季会议，还在议事过程中积极提出意见。退休很久之后，他依然会评论投给期刊的稿件，针对广泛的历史时期和研究课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按照惯常的做法，他提出让一篇关于医药史的文章“回炉重造”的意见，因为这篇文章对“非专业人士”而言视角不够全面。接着，他又反对发表另一篇文章，因为它“太像新闻概述……缩减一下篇幅可以发表到《展望》杂志上”（那是一本时事周刊）。他运用自己渊博的学识驳回了许多没有原创观点、新意不足或者老生常谈的文章。对于纯粹从经验主义出发的论文，他驳回的意见是文中没有提出历史问题；让他同样不屑一顾的是那些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痕迹的文章（他对一篇类似文章的评语是“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是毫无意义的做法”）。[141]他会迅速敦促作者删减那些篇幅过长的文章（“最后两页对强化你的观点没什么作用”，他在评论一篇文章时写道）。从传统角度出发探讨外交史的文章总能激起他的批判本能（“这就是给关于战争罪行的研究史增加一行脚注而已。”他在评论另一篇文章时写道）。[142]
艾瑞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是一部修订过的论文集，内容出自《过去与现在》学会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这个学会现在负责期刊的出版工作。期刊在这个时期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系列丛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负责发行。这本论文集的书名叫作《传统的发明》，由艾瑞克和在曼彻斯特工作的非洲史学者特伦斯兰杰（另一位编委会成员）共同编撰，在期刊主编特雷弗阿斯顿的推荐下，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会于1978年4月同意将这本论文集作为丛书中的一卷出版。事实上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合约和艾瑞克此前签订的商业合同很不一样。如果销量未超过1 000本，出版社则不必支付版税，销量在1 000至5 000本之间支付10%的版税，超过5 000册的部分支付15%的版税，而平装本的版税是7.5%。[143]款项直接支付给《过去与现在》协会而不是作者或编者。[144]这本书的编撰过程十分缓慢。[145]两人都反对出版社让他们自己编撰索引的要求。（“作为一名作者或者编者，我觉得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没人让我自己编撰作品索引。”艾瑞克评论道。不过兰杰最后还是同意在保持索引简短扼要的情况下这样做。）[146]这份合同直到1982年4月26日才正式签订，此时1 000至5 000本销量区间的版税减少到5.5%，5 000本之后支付更高版税的条款也消失了。[147]这本书最后在1983年出版，1984年4月发行了平装本。
艾瑞克后来回忆自己编撰《传统的发明》一书的灵感来自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求学阶段，那时他意识到著名的圣诞节圣经诵读和颂歌节目，只不过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抵达英国不久前才被设计出来的。[148]《传统的发明》得到了媒体的广泛评论，这对一本基于学术会议议程的学者论文集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这要得益于其中几位作者的知名度超出了学术圈，另一方面则无疑要归功于那引人注意的书名。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对书中的论文表示惊喜，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和事例。没有人试图推翻这本书的中心前提，只有P. N.弗班克对书中使用的“传统”概念提出了一些质疑，他是丹尼尔笛福的传记作者以及作品选集编辑，艾瑞克很多年前曾经引荐他进入“使徒会”。在王室发表圣诞节电台广播的例子里，艾瑞克和其他作者的确将“传统”和“风俗”的概念混淆了。苏格兰裙可能是一个更贴切的例子，这种服装样式出现在18世纪，现在却据称至少可以追溯至迷雾萦绕的苏格兰古代时期――休特雷弗-罗珀在一篇痛斥这种假传统的考据文章里对此进行过研究。[149]然而，这本书背后是对各个民族声称可以从遥远的历史里追根溯源的深刻怀疑。[150]民族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仍然是艾瑞克的研究重点，不久之后，他会在1985年的怀尔斯系列讲座上对此进行更加详尽、范围更广的探讨和分析。
X
虽然艾瑞克很久之前就已不仅仅研究自己学术生涯开始时的英国劳工史了，但他还是觉得能发表一些东西，1984年他整理了曾经收录在《劳动者》中的论文，形成了第二本名为《劳工的世界》的文集，这本书在同年出版。这本文集让评论者得以检验艾瑞克对英国劳工史的影响。罗伊福斯特正确地指出“霍布斯鲍姆的作品和他涉足这一领域之前盛行的劳工史研究截然不同”，这些作品最突出的是“结合了世界主义和知性主义”。“艾瑞克之前的英国劳工史主流作者都不具备这种特质。”他们是行会社会主义者、激进的自由派或者基督教伦理学者，他们的作品――以哈蒙德夫妇的作品为例――“在分析上含糊不清并且带有情感倾向，行文色彩也是文学化的”。艾瑞克的早期作品“对这类历史研究有着强烈的影响”。他将工业革命期间的剥削和工人生活水准问题重新提上议程，阐明马克思主义为何不是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工具，而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产物，“不比其他大部分经济学者的招数要更加骇人听闻”。当时的工会史几乎都从法律和体制的角度阐述工会主义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目前的发展，而艾瑞克从目的论上突破了这种写法，将其与当时的英国经济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很多方面都混乱无序的经济状态正好反映了工会去中心化的架构和根深蒂固的改革主义倾向。[151]
年轻的工会史学者阿拉斯泰尔里德批评这本文集坚持对英国社会内部进行清晰的阶级划分已经“过时”了，但他要和福斯特一起向艾瑞克在这一课题上的影响致敬，即使这种影响“仍然未被劳工史学者完全接受，他们在劳工体制和事件的研究上显得更加守旧，因此忽略了研究对象所处的大背景”。[152]然而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劳工史进入危机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是一场后来得到证明的终结性危机。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相比，劳工史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和学术假说有所联系。当劳工运动的步伐停滞不前，劳工史也就不再向前发展了。[153]
这一时期的艾瑞克已经不用再担心按时交稿的事情了，他有了新的出版需求。1977年，他告诉布鲁斯亨特自己有一系列写书的想法，但不确定是否应该全部落实：
我和乔治W还有一本关于革命的作品合约。这之后我有个大致的计划，想把我在《原始的叛乱》和《匪徒》中讨论过的东西再归纳一遍，形成一本探讨“政治被发明出来之前的大众政治活动”的作品，但我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动笔。我近期还可以再出一两本从革命分子的角度出发讨论各种历史主题的文集，但我这会儿还是不太着急。[154]
实际上，艾瑞克过于不慌不忙，以致他提到的这两本书都没有写出来，而文集也直到1998年才出版。他更关心的是已经出版的书卖得怎么样。他同意布鲁斯亨特的看法，认为《工业与帝国》还能卖得动，虽然在美国不是这样。企鹅出版社每年都在英国重印这本书，德语和法语译本在市面上仍能见到，尤其是法译本，艾瑞克希望“现代英国史作为法国公立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科目之一”能够促进这本书的销量。但他的愿望落空了，《工业与帝国》在法国销量不佳，很快就被弗朗索瓦贝达里达撰写的现代英国社会史超越了，那本书非常符合法国当时盛行的历史教学风格，里面有很多地图和表格，可以说既是一本历史地理学作品又是社会史著作。[155]而且，艾瑞克开始认识到《工业与帝国》的内容已经越来越过时，需要重新修订。他请自己以前的博士生克里斯里格利来干这项工作，对书中的数据进行修正（这是必需的）并校审已有的篇章（结果发现不需要修订）。里格利还觉得这本书需要增加一个结尾章节，探讨最近一段时期的情况。艾瑞克和他商量要写些什么，但后来据里格利说：“当他说‘你来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简直吓坏了……但他读了我写的东西然后说‘其实写得挺好的’，我真是喜出望外！”[156]《工业与帝国》的新版本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工业革命的诞生”，这等于承认了这本书初版时在内容上是有所侧重的。这本书许多年来一直是英国大学里的经济与社会史教材，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艾瑞克对《匪徒》的销量不是很满意，他认为企鹅出版社已经停止重印这本书了。他相信“这本书是有市场的，可以与从1959年开始持续小批量稳定销售的《原始的叛乱》达到同一销售水平”。他希望布鲁斯亨特想想办法让这本书重返市场：“很可惜它不是为了学生市场而写的，但这本书很通俗易懂。”除了美国版以外，《匪徒》的国外版本和《革命者》的译本一样销量不错。（实际在市面上仍能找到企鹅出版社的版本，每年能卖出2 000册，库存大约剩下6 000册左右。）[157]“最近才出版的德译本（翻译得很不好）由于大众对左翼作品的兴趣下降而销量不佳。”《资本的年代》没有被英国开放大学（英国的远程高等教育机构，有成千上万的学生）用作教科书，这让艾瑞克很是失望，但这本书的国外版本销售也很好。《资本的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美国版的平装本：“这本书只有出了平装本才能卖出去，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大学才会采购它，说起来那是我在美国唯一的真正受众。”他需要找的出版商“应当和很多30―35岁之间、有兴趣买一本霍布斯鲍姆作品的进步讲师有联系”。[158]这本书的美国版平装本最后由隶属于兰登书屋集团的古典书局出版。
艾瑞克之所以搁置了向布鲁斯提起的新项目，是由于他在两人通信期间正考虑写一本新书。1974年，韦登菲尔德的历史主编安德鲁维特克罗夫特在《资本的年代》出版之前就已经向艾瑞克提出写一本续篇的建议：
《文明的历史》丛书中关于19世纪的最后三卷一直没有人写……读《资本的年代》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和《革命的年代》之间有一种延续性。我觉得呈现一幅整体的历史图景比不相干的研究更能帮助读者理解这一时期。于是我想您是否能考虑把从1875年到1914年的第三卷也写了。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做的最大卖点显然是让19世纪的研究和呈现方式在整体上有一种连贯性。从您的角度出发，在写了两部作品后，完成第三部将让您倍感自豪。这个历史时期的确精彩万分，但为之著书立说的人却相对不多。当然，对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很多，但我从未见过一本真正的通论。[159]
艾瑞克在回复维特克罗夫特时坦承：“我会考虑你的提议……目前我还没想过要一直写到1914年。”[160]但在写作《资本的年代》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已投入到对19世纪史的全面分析性综述中去”。这本书的续篇将成为“第一本写作意图清晰的作品――《帝国的年代》”。[161]
实际上，在为韦登菲尔德《文明的历史》丛书19世纪分册挑选作者时，艾瑞克并非维特克罗夫特的第一选择。此前他曾经联系过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后者是一位保守党议员，写过一本关于丘吉尔的评论集。不过罗德斯-詹姆斯拒绝了这一邀请――这也许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他对英国以外的历史和政治以外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且作为一名保守党议员，他没有时间撰写这种篇幅的作品。[162]艾瑞克自然是有时间的，但他此时的写作态度很从容，主要因为到了学术生涯的这个阶段，他已经对金钱没有什么迫切需求。1977年，他告诉布鲁斯亨特自己准备写作这本书：
我已经读了一些资料，正在考虑继《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之后写关于19世纪的第三卷，但我不是很急着动笔。我对现在的版税收入很满意――《资本的年代》今年推出了很多国外版本――我的大部分作品在很多国家都有销售。我更愿意慢工出细活。3年之内我就会从大学里退休，也许那时再写一本书可以增加我在退休津贴之外的收入。我知道出版商会催促你，但你可以回复他们说我正在为这本书做准备，这不是应付之词，这本书是我的下一个大计划。[163]
不过艾瑞克从一开始就觉得“写第三本19世纪史……其实是个让我觉得很兴奋的主意，这比写《资本的年代》要有意思”。他认为完成这本书可以让三本作品组成一套完整的合集，收录前两本的修订本（事实上他本人没有修订过这两本作品）。[164]1980年5月，艾瑞克开始写作《帝国的年代》，[165]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筹备阶段到完稿他花了差不多10年时间。1986年，赫尔辛基的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詹姆斯S. 麦克唐纳基金会授予艾瑞克杰出大学学者的荣誉称号，他在这个研究机构主持了几次正式和非正式的研讨会，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帝国的年代》，并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夕把打字稿交给他在韦登菲尔德出版社的编辑朱丽叶加德纳。[166]
像这一系列的头两本那样，这本书把主题分为“发展”与“结果”两部分，通过一系列有序的章节进行阐述。而从另外的角度看，书中又沿袭了从经济讲起的模式，一直延伸到广泛又异常丰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内容。《帝国的年代》和先前两本一样，结合了艾瑞克作品中极强的可读性、深刻的分析和鲜活的细节呈现，甫一出版就被绝大部分评论者视为经典，一套20世纪的历史杰作至此大功告成。这本书的一个全新特点是包含了一章关于女性的内容。艾瑞克觉得20世纪70年代女性历史研究的出现让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正如法国女性历史研究的先驱米歇尔佩罗所言，艾瑞克对这个研究对象终究是不太感兴趣的。实际上这“让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他认为女权主义挑战了劳工运动和马克思主义”。[167]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对社会革命斗争造成了“资产阶级式”的干扰，而社会革命的胜利其实是实现真正男女平等的手段。艾瑞克觉得自己终究还是躲不过这个主题。[168]研究女性史的学者觉得这是全书中较为逊色的一章。马丁皮尤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指出：
霍布斯鲍姆依然相信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对他来说，女性只有作为劳工力量的一部分，尤其是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一部分才够资格。他最多只承认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场到目前为止都是徒劳无功的中产阶级女权运动，除了少数几个成员投身到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浪潮中。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女性依然“是19世纪的局外人”。如果这么写的人是A. J. P.泰勒，读者会理解他只是在开玩笑，但在霍布斯鲍姆教授的维多利亚时代式男性思维里，他显然真的是这么想的。[169]
即使前任工党领袖和长期的社会主义者迈克尔富特也批评这本书既没有深入探讨女权主义运动，也不对女性独立和自信的成长历程展开阐述：“那迟来的殷勤的对新女性的介绍词仍充满尴尬。”[170]更严厉的批评来自社会主义者以及女权主义历史学者凯瑟琳霍尔，她认为艾瑞克忽略了近期对性别的学术研究，惋惜女性在这本书中被单独圈在一个章节里，“而男性的历史跨越了其他章节，他们征服帝国、发动革命、重新解放这个世界”。[171]艾瑞克是“底层历史”的先驱人物，人们也许期望他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这一时期的女性角色。
艾瑞克不是第一次和女权主义历史学者产生矛盾了。写作《帝国的年代》关于女性的章节时，他在《历史工作坊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图像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文章，其中一幅插图是带有色情意味的裸女版画，由19世纪比利时艺术家费里西安罗普斯创作，这幅画后来也出现在《帝国的年代》里。艾瑞克形容这幅画的灵感来自社会主义，“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的形象。但罗普斯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这让女权主义者质疑他究竟为什么要使用这幅画，而且在这些人看来，艾瑞克显然误读了这幅画。在隔了一期的《历史工作坊期刊》上，三位女权主义历史学者（其中安娜达文和希拉罗博瑟姆曾经是艾瑞克的研究生）提出了她们的反对意见。她们称艾瑞克在写这篇文章时根本不了解这一课题的近期文献。又过了几期之后，露丝理查森对艾瑞克的文章提出了严厉批评，她写过一本关于19世纪解剖法案的重要作品，认为这篇文章让她非常愤怒：
罗普斯的画并不“深刻”――它可笑、淫秽、肤浅而且卑劣。霍布斯鲍姆教授的文章让我如此愤怒，因为他在文中声称对社会主义者的图像进行了不带性别歧视的审视，但恰恰相反，文章里采用了至少一张极具性别歧视意味的图画，我们很难将画中人称为社会主义者。他不仅不加鉴别地使用了这幅画，还通过评论强化了它的性别歧视色彩。[172]
评论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艾瑞克书中关于女性一章的不足之处及其背后的敷衍态度。归根到底，这一章和艾瑞克十分重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背离得太远了。他没有回复理查森以及其他女权主义批评者，并在后来的作品集中依然使用了这幅画，没有进行评论或者修订。
帝国的年代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年代，一些批评者注意到这本书没有遵循列宁或者罗莎卢森堡提出的经典理论，即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对原材料的迫切需求导致一个正常规模的帝国在扩张过程中“争先恐后地抢夺非洲”，同时也引起了后来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发展。凯瑟琳霍尔进一步指出：
支撑《帝国的年代》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传统了……单用经济术语来将阶级概念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的年代》中的资产阶级在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上强化了自身的阶级认知。他们通过共有的阶级文化特点辨认对方，而不是通过共有的生产关系。全世界的工人通过他们的共同标志――布帽子，就能团结起来。[173]
然而，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文化的保守派美国历史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注意到书中“对无产阶级的着墨不多”。在“世界的工人”这一章里，大部分篇幅都用于探讨工人阶级的组织，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生活。书中对大众文化也进行了类似的处理――和《资本的年代》一样。希梅尔法布还发现书中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展开真正的讨论，这也许是因为“至少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里，书中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掩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水深火热’的处境”，她犀利地指出。[174]
《帝国的年代》依然把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视为社会变革的基本法则。但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菲尔德提出这本书对工业革命前贵族精英的权力和影响讨论不足，詹姆斯乔尔也在《纽约书评》里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艾瑞克的回复是他重点考察的是“历史中新兴势力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帝国的年代》里对农业着墨不多，这和这一系列丛书的前两本形成了对比。[175]其他批评者捕捉到艾瑞克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敌视情绪。乔尔认为《帝国的年代》大大低估了毕加索的受欢迎程度。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去过毕加索的作品展。因此艾瑞克将现代主义艺术贬低为迎合小众精英中占主流的晦涩品味是不太恰当的。[176]
历史年代划分也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说书中讨论的历史时期从1875年开始看起来有点随心所欲，那么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把1914年作为这个时代的终结年也不是很站得住脚。约翰坎贝尔是一位新入行的政治人物传记作家，后来为爱德华希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伊詹金斯作了传。他认为《帝国的年代》真正隐含的结束年份是1917年而不是1914年，这在书的结尾没有点明，却隐约有所指向。这本书的出版构建出“一道从一个历史高峰延伸至另一个高峰的信念弧线，跨越19世纪中叶的整个资产阶级平原”。
这本书探讨的年代结束之际，属于资产阶级的欧洲也即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这一认知使艾瑞克分析中的乐观情绪蒙上了一层令人担忧的色彩。他现在要研究的是矛盾和冲突，一个不容忽视的巨大体系出现了“裂痕”，生活在“美好年代”里毫无戒备的中产阶级很快就要面临历史的反讽――霍布斯鲍姆十分相信历史的客观力量。《帝国的年代》见证着《资本的年代》里描述的骄纵社会遭遇的报应。[177]
然而只有当“资产阶级”被狭隘地定义为“高等资产阶级”，而自由主义只局限于经典自由主义时，人们才能得出资产阶级自由霸权正在崩坏的结论，坎贝尔这样指出。“他（艾瑞克）建立了一个‘真实’资本主义的范式，然后所有不符合这个模式的都不能算作发展，而是瓦解或者衰落。”艾瑞克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稻草人谬误”。无独有偶，大卫坎纳丁也曾宣称：“20世纪最国际主义、学力最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实际上为维多利亚时期中叶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写下了一首挽歌，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178]
如果坎贝尔对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历史有更多了解，他会明白艾瑞克是正确的：左翼社会主义崛起以及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和天主教政治出现，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形式不尽相同，但都在1914年来临之时把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挤出了政治权力圈，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土崩瓦解了。现代主义艺术破坏性的影响取代了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确定性和音乐上的调性，给资产阶级文化敲响了另一声丧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完全消失或者资本主义将要被淘汰。[179]但这的确标志着资本主义、中产阶级霸权和资产阶级文化进入一段长时间的大危机，它们在数十年之后的20世纪中叶将被彻底地改变。
《帝国的年代》的出版让人们得以审视这套欧洲历史三部曲，其年代范围是从1789年至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这是艾瑞克创造的又一个概念，对之后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针对这套三部曲的所有评论里，佩里安德森提出了最为精辟的观点之一。他和别的评论者一样对艾瑞克的成就心悦诚服。他在评论这三本书时写道：
一如既往地显示了作者惊人的复杂天赋：综述简洁干练，细节鲜活生动，从全球着眼但又敏锐地注意到地区差异；他涉猎广博又无所不通，对农业和股票市场、民族和阶级、政客和农民、科学和艺术，都能娓娓道来；对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体展示了广泛的同理心，能够娴熟地进行分析性的阐述。最重要的是，这三本作品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清晰性和生动性，其特点就是即使在冷静辛辣的论述中也会出现一两处突如其来的激情比喻。这种灵光乍现的比喻显然来自他年轻时十分亲近的自然世界：“宗教从如同天空一样覆盖地面万物的东西变成了云团似的事物，成为人类文明的苍穹中一个庞大而有限、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特征。”
安德森认为，虽然这三部作品中“没有理论的盔甲在当啷作响”，但他的写作手法“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每一卷都以经济为开篇，接着是政治、社会阶级、文化和智识生活。三部曲的左翼政治立场都很清晰，“但在做出特定结论时总是能保持独立性”。[180]
然而，艾瑞克的巨大成就让人怯于提出批评意见，安德森继续评论道。他因此继续提出“有一些不太严谨的观点……在精心修饰的字里行间冒出来”。他发现三部曲的阐释力随着内容的展开而有所减弱。艾瑞克以印度帝国为例子，用创新的方式有力地解释了英国工业革命。但在接下来的一卷中关于经济的阐述变得更加泛化而缺少说服力。而且，《革命的年代》讲到1830年革命时宣称它“标志着西欧贵族阶层最终被资产阶级力量击败”，这种说法必然是不成熟的，不然“怎么会出现1848年的剧变？”。除此以外，艾瑞克声称1848年至1875年间“大部分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显然没有控制或者发挥政治权力”也让人费解。资本的胜利怎能离得开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成功呢？在安德森看来，这本书把这个大时代的重要政治剧变――诸如德国和意大利各自的统一、明治维新、美国内战等等――安排到没有关联的不同章节中，来进行一种避重就轻的解释，而引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也无法把这些章节联系起来。在《帝国的年代》中，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在分析上属于不同的范畴。资本主义不需要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也不再呼唤自由主义了。[181]
当然，安德森的批评针对的自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艾瑞克这套三部曲中的经验主义及描述性元素之间的脱节。从根本上说，他认为艾瑞克以历史学者身份描写的内容，同马克思及恩格斯作为政治理论家预言的东西并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艾瑞克是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也可能不对。在艾瑞克的历史学者生涯中，他一方面被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是被马克思主义信念牵引着；而在另一方面指引他的是对事实、史料以及其他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的尊敬之情。在三部曲中有时前者战胜了后者，但整体上看后者还是占据了主要地位。
针对那些批评他只关注欧洲史的意见，艾瑞克进行了自我辩解：“我在这套19世纪历史丛书中一直试图采取一种全球视野，而不是仅仅只看到欧洲，虽然这几本书本来就应该用大部分篇幅来讨论欧洲。”毕竟他在“二战”之前的北非游学之旅中就已经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熟悉起来了：
即使在《革命的年代》里我也关注了伊斯兰势力的扩张……我的作品基本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中首先出现的制度，渗透和主宰了世界的其他地区，并改变了它们。在这一时期，英国在经济意义上是核心国家，而欧洲以外的地区对英国必不可少，因为（在我看来）英国工业革命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与欧洲以外的经济体建立了前者处于优势地位或者共生的关系。[182]
更严厉的批评也许是指出艾瑞克再次对民族主义力量缺乏足够的重视。他清楚这一不足之处，在写作《帝国的年代》时已经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考量。他的思考很快就在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结出了果实。
《帝国的年代》出版的那一年，艾瑞克迎来了自己的70岁生日。在尼尔阿舍森看来，艾瑞克“变化不大。依然是高瘦而笨拙的外表，戴着眼镜，有一大把灰白的头发，喜欢把衬衫的领子敞开着――同样没变的还有他奇特而吸引人的嗓音：像一位老派的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那样慢吞吞地说话，带一点中欧人士口音”。[183]他依然笔耕不辍。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出版了《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这两部重要作品、一本名为《劳工的世界》的论文集、影响力巨大的《传统的发明》修订本，以及众多文章，其中大部分都通俗易读而非囿于学术。在“工党止步不前”的讨论中，他成为一位重要的国内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某种程度上在意大利也是如此，他在奉行改革主义的意大利共产党那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政治归宿。他重拾了和法国的联系，虽然现在参与得更多的是学术活动而非私人行程。他从伯贝克学院退休，但继续在氛围相似的纽约新学院任教。和以往一样，他周游各国，加深了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修正了早些年在那里旅行时产生的错觉。他和马琳以及孩子们的生活愉悦而稳定。他的经济状况有了保障，得到了学术圈和公众的认可，并进入了体制行列。但他并没有缓一缓的打算，更别提停止工作了。“他已经获得了许多特权，”他在伯贝克的同侪罗伊福斯特回忆道，“但他喜欢当一个局外人。”[184]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艾瑞克不止一次地由于惹恼他人、引起热议以及挑战正统而进入人们的视野。
[1] WNA, ‘The Age of Capital’: ‘Retyped pages’; see also Susan Loden to EJH, 17.2.76, and EJH to Susan Loden, 24.2.76, 25.2.76, and subsequent correspondence, in WNA, file on ‘Permission Letters’.
[2] WNA, ‘The Age of Capital’: Andrew Wheatcroft to EJH, 3.6.74.
[3] HRC B-39 Higham and Associates 387-388: Notes from 1971 (?) stamped XDH: ‘Sequel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contract att. (working title)’.
[4] WNA, ‘The Age of Capital’: Susan Loden to Philip Gatrell, 27.7.77.
[5] Ibid: Editorial Production, 28.1.75 and picture research letters.
[6] MRC 937/2/11: J. F. C. Harrison, Victorian Studies, Summer, 1977, pp. 423-5.
[7] Ibid: Herbert Kisch, ‘Hobsbawm and The Age of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VI/1 (March 1982), pp. 107-30, at pp. 126-7; see also James J. Sheehan, ‘When the world bowed to the power of capital’, Chicago Daily News, 20.3.76.
[8] MRC 937/2/11: David Goodway, ‘Victors and Victims’, unattributed, undated clipping.
[9] Ibid:J. F. C. Harrison, review in Victorian Studies, Summer, 1977, pp. 423-5.
[10] Ibid: David Landes, ‘The ubiquitous bourgeoisi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4.6.76, pp. 662-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1] See my The Pursuit of Power: Europe 1815-1914 (London, 2016).
[12] For Eric’s generous review of Landes’ own next book,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 1983), see EJH, ‘On the Watc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8.12.1983.
[13] MRC 937/8/2/11:J. F. C. Harrison, in Victorian Studies, Summer, 1977, pp. 423-5.
[14] 亨利梅格斯（1811―1877）出生于波士顿，是一位南美铁路大亨，建造了秘鲁的高原铁路并拥有多项产业，被视为秘鲁的“实际独裁者”，他曾在旧金山犯下证券欺诈罪，因而潜逃到南美。――译者注
[15] WNA, Permission Letters; Asa Briggs, ‘Around the world in 300 pages’, Books and Bookmen, March 1976, pp. 13-14.
[16] MRC 937/8/2/11: James Joll, ‘Charms of the Bourgeoisie’, New Statesman, 21.11.75, pp. 645-6.
[17] Ibid: Paul Thompson, ‘Progress at a price’, New Society, 6.11.75, pp. 328-9.
[18] Ibid: Gwyn A. Williams, ‘Passepartout’, Guardian, 13.11.75.
[19] Ibid: David Brion Davis, ‘The Age of Capital’,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9.5.76, pp. 27-9.
[20] MRC 937/4/3/1/7: EJH, ‘The Lowest Depth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4.82, pp. 15-16.
[21] Ibid: EJH, ‘Vulnerable Jap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7.7.75, pp. 27-31.
[22] Ibid: EJH, ‘The Lowest Depth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5.4.82.
[23] 巴西的销量由马库斯加斯帕林提供，他运营艾瑞克在巴西出版商的帕兹与特拉出版社。
[24] Keith Thoma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on EJH.
[25] Entretien entre Michelle Perrot et Charlotte Faucher, 20.9.2016.
[26] KCAC NK 4/ 18/5: Nicholas K aldor to David Landes, 7.11.73.
[27] HFA: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New Members Elected, May 12, 1971.
[28] KCAC NGA/5/1/452: Noel Annan to EJH, 21.5.76. “伪君子”指R.R. 达灵顿，他是中世纪史教授以及伯贝克学院的历史系主任。这封信还有一个副本（MRC 937/1/1/3）。
[29] KCAC NGA/5/1/452: EJH to Noel Annan, 22.5.76.
[30] Keith Thoma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on EJH.
[31] 布莱奇利庄园曾经是“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中心，“二战”时期有数千名英国政府编码及加密学校的工作人员在此办公，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利用他设计的密码破译计算机和其他小组成员一起在这里破解了德军的“英格玛”密码机系统。――译者注
[32] Michael Howard, ‘Professor James Joll’, Independent, 18.7.1994.
[33] Miranda Carter, Anthony Blunt: His Lives (London, 2001).
[34] Hugh Trevor Roper, ‘Blunt Censured, Nothing Gained’, Spectator, 25.11.1979. p. 11.
[35] EJH to Trevor-Roper, n.d. (March 1980), quoted in Sisman, Hugh Trevor Roper, p.450.
[36] MRC 937/1/2/5: British Academy Anthony Blunt: EJH to Kenneth Dover, n.d.
[37] Ibid: Kenneth Dover circular, 22.8.1980.
[38] Carter, Anthony Blunt, pp. 491-3; Kenneth Dover, Marginal Comment: A Memoir (London, 1994), pp. 212-20.
[39] MRC 937/1/2/5: EJH to Dover, n.d. [August 1980].
[40] Ibid: Dover to EJH, 2.9.1980.
[41] Kathleen Burk, Troublemaker. The Life and History of A. J. P. Taylor (London, 2000), pp. 339-43.
[42] MRC 937/1/1/4: EJH to David Cornwell (John le Carré), n.d. (May 1986).
[43] Ibid: David Cornwell (John le Carré) to EJH, 27.5.86.
[44] Ibid: EJH to David Cornwell (John le Carré), 5.6.8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45] Ibid: EJH to C. H. Lloyd, Secretary to the Board of Electors to the Ford Lectureship, 10.7.87.
[46] Peter Brown to RJE, 14.9.2014 (email).
[47] Interview with Roy Foster, 5.10.2016.
[48] Interview with Claire Tomalin, 3.3.201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49] MRC 937/7/5/1/2: Income and expenditure details, 1976-7.
[50]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7.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51] Interview with Andy and Julia Hobsbawm, 11.7.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52] Interview with Roderick Floud, 14.9.2016.
[53] Correspondence kindly supplied by Judith Adamson.
[54] MRC 937/7/5/1/1, also for the following.
[55] HRC B-42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531: Bruce Hunter to EJH, 31.3.78.
[56] Ibid,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602: EJH to Bruce Hunter, 7.6.78. 戴维海厄姆的回忆录《文学先生》(Literary Gent)在接下来那一年出版。
[57] HRC B1-3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1141: EJH to Bruce Hunter, 14.10.83, also for the following.
[58] Interview with Bruce Hunter, 26.7.2016.
[59] HRC B1-3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1141: Bruce Hunter to EJH, 20.10.83.
[60] Interview with Roderick Floud, 14.9.2016.
[61] Entretien entre Elise Marienstras et Charlotte Faucher, 27.7.2016.
[62] MRC 937/7/5/1/2: Travel and expenses 1984-5.
[63] HFA: Share certfcates. 艾瑞克作为自由作家的收入虽然也很可观，但还是压根比不上A.J.P. 泰勒，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的收入是艾瑞克的3倍以上。
[64] MRC 937/7/5/1/2: accounts for 1977-8 and 1978-9 in response to letter from Dawn & Co., Accountants, 8.12. 1980, and for the following, annual statements to the accountants.
[65] Alan Mackay to RJE, 23.3.2013.尼古拉布哈林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的“右派分子”，他支持允许少量私营企业存在的新经济政策。他在1938年以“叛国罪”被处决。See Stephen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1980).
[66] EJH, ‘Poker Fa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8.4.2010.
[67] EJH, ‘An Assembly of Ghos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1.4.2005.
[68] Mario Ronchi, ‘Storia politica ideologia:“I Rielli”’, L’Unità, 26.10.1966; ‘Illusioni e delusion: dei sindicati Britannic’, L’Unità, 22.9.1967; ‘Labour Party: impotenza e delusione’, L’Unità, 13.10.1967; ‘Londra pensa al dopo Wilson’, L’Unità, 31.5.1968; ‘Le radici dell’utopia’, L’Unità, 11.7.1968; ‘Rapporto sulla sinistra inglese’, L’Unità, 3.1.1969; ‘Lettra da Londra’, L’Unità, 4.1.1970; ‘Perché Wilson ha perso la partita’, L’Unità, 26.6. 1970; Enzo Santarelli,‘Vecchio e nuovo anarchismo’, L’Unità, 1972 (on 1968); Fausto Ibba, ‘Intervista: lo storico inglese Eric J. Hobsbawm parla dell’attualità’, L’Unità, 31.5.1984. 这些都是共产党月刊《复兴》（Rinascita）上艾瑞克的长文摘要。另外，该报还刊登了艾瑞克的书的书评。
[69] EJH, The Italian Road to Socialism: An Interview by Eric Hobsbawm with Giorgio Napolitano of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ranslated by, John Cammett and Victoria DeGrazia, New York, 197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70] 参见乔凡尼瓜雷斯基的系列漫画作品，主人公是一位乡村教士唐卡米洛和他在当地的死对头、信奉共产主义的市长佩庞，两人象征着“二战”后意大利本土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共存状态［The Little World of Don Camillo (New York, 1950)］。
[71] ‘Quattro giorni di incontri e viaggi con lo storico Eric Hobsbawm’, L’Unità, 26.3.1981, p. 5.朱利亚诺是“二战”结束不久后出现的一名西西里匪徒。《原始的叛乱》一书提到了这个人物。
[72] For an overview of the ‘Second Mafia War’, see John Dickie, Cosa Nostra. A History of the Italian Mafia (London, 2004).
[73] EJH, in La Repubblica, 27.4.2007.
[74] EJH, ‘The Great Gramsci’,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4. 1974, reviewing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 and tran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1), and Lynne Lawner (ed. and trans), Letters from Prison by Antonio Gramsci (London, 1973), also for the following. See also EJH, ‘Gramsci and Political Theory’, Marxism Today, July 1977, pp. 205-12.
[75] See also EJH, ‘Should the Poor Organiz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3.1978.
[76] Archives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Fonds Fernand Braudel, correspondence active générale: Fernand Braudel to EJH, 19.11.1973.
[77] ‘Panel Discussion: Conversations with Eric Hobsbawm’,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31/4 (Spring, 2005), pp. 101-25 (corrected).
[78] Interview notes: Charlotte Faucher and Marie-Louise Heller, 28.8.2016.
[79] Entretien entre Michelle Perrot et Charlotte Faucher, 20.9.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80] MRC 937/7/7/4/6: Personal experience at the MSH: by E. J. Hobsbawm FBA (n.d., late 1980s).
[81] CUL Press 3/1/5/989 Hobsbawm: EH to William Davies, 22.12.81.
[82] MRC 937/7/7/4/6: Personal experience at the MSH: by E. J. Hobsbawm FBA (n.d., late 1980s).帕特里克弗里丹森在采访中提到当时将近80岁的布罗代尔已经不再参加“人文科学之家”的会议，会议探讨的主题也和他的兴趣大相径庭了，但他还是经常私底下和参会者见面，并支持历史工作坊的运作。
[83] MRC 937/1/1/4: EH to Mr Price, n.d. (1986/7).
[84] EJH to Alan Adamson, 25.1.1981 (courtesy of Judith Adamson); Elisabeth Roudinesco, ‘Louis Althusser: the murder scene’, in eadem, Philosophy in Turbulent Times (New York, 2008), p. 113; IT, pp. 215-16.
[85] HFA: EJH to Marlene, 28.4.1977.
[86] HFA: EJH to Marlene, Cornell, 6.5.1977.
[87] HFA: EJH to Marlene, Cornell, 1.5.1977.
[88] HFA: EJH to Marlene, Cornell, 8.5.1977.
[89] HFA: EJH to Marlene, 20.9. n.d.
[90] HFA: EJH to Marlene, 1.4.1981.
[91] 1加仑≈4.55升。――编者注
[92] HFA: EJH to Marlene, n.d. (from Thunderbird Lodge, Chico).
[93] HFA: EJH to Marlene, 2.4.1978.
[94] HFA: EJH to Marlene, 5.4.1978, also for the following.
[95] HFA: EJH to Marlene, 23.9.198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96] HFA: EJH to Marlene, 30.9.1986 (year given by mention of the new airport at Medellín, which was completed in 1985).
[97] HFA: EJH to Marlene, 26 July (year uncertain).
[98] Respectively, in Marxism Today May 1958, pp.132-9; August 1962, pp. 253-6; June 1968, pp. 166-72; August 1967, pp. 239-43; and October 1974, pp. 302-8.
[99] Interview with Martin Jacques, 16.8.2016.
[100] MRC 937/1/6/3: Martin Jacques to EJH, 29.2.91.
[101] Interview with Martin Jacques, 16.8.2016.
[102] EJH, ‘Intellectuals, society and the left’, New Society, 23.11.78, reprinted in New Statesman, 16.4.2007, p. 62, to mark Eric’s ninetieth birthday.
[103] EJH,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1978, pp. 279-86.
[104] EJH, ‘Past Imperfect, Future Tense’,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6, pp. 12-19.
[105] Ruth Winstone (ed.), Tony Benn: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aries 1977-80 (London, 1990), p. 596.
[106] ‘Eric Hobsbawm interviews Tony Benn’,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0, pp. 5-13,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07] EJH, ‘Falklands Fallout’, Marxism Today, January 1983, pp. 13-19, also for the following. 最好的短篇研究是由英国官方战争史的作者Lawrence Freedman和Virginia Gamba-Stonehouse从阿根廷角度撰写的：Signals of War: Falklands Conflict 1982 (2nd edn, London, 1991)。
[108] David Butler et al.,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83 (London, 1984); EJH, ‘Labour’s Lost Million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3, pp. 7-13,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09] See also EJH, ‘The State of the Left in Western Europe’,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2, pp. 8-15.
[110] MRC 937/1/1/4: Ralph Miliband to EJH, 3.1 .84. Miliband put forward his arguments in public in his article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15, March-April 1985.
[111] MRC 937/1/1/4: EJH to Ralph Miliband, 9.1.84.
[112] Ibid: Ralph Miliband to EJH, 19.1.84; also EJH, ‘Labour: Rump or Rebirth?’ Marxism Today, March 1984, pp. 8-12.
[113] MRC 937.8/2/18: EJH to Tzu-chen Yang, 28.2.02. See also Ruth Winstone (ed), Tony Benn: Free at Last: Diaries 1991-2001 (London, 2002), p. 130 (18.8.1992), for an example of Neil Kinnock quoting Eric.
[114] CCAC/KNNK 17/25: Patricia Hewitt to Neil Kinnock, n.d., ‘RE: Marxism Today interview with Eric Hobsbawm’. See Eric Hobsbawm, ‘The Face of Labour’s Future’, Marxism Today, 28/10, October 1984, pp. 8-15.
[115] Interview with Martin Jacques, 16.8.2016.
[116] CCAC/KNNK 17/25: Sidekicks Services to the Media: Neil Kinnock Interview, Full Transcript, pp. 1-12. For the published version, see EJH, ‘The Face of Labour’s Future: Eric Hobsbawm interviews Neil Kinnock’,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4, pp. 8-15.
[117] CCAC/KNNK 17/25: Sidekicks Services to the Media: Neil Kinnock Interview, Full Transcript, pp. 13-33.
[118] Logie Barrow, ‘Anatomising Methuselah’, unpublished typescript. 萨缪尔的50岁生日是1984年12月26日。
[119] EJH, ‘The Retreat into Extremism’, Marxism Today, April 1985, p. 7.
[120] EJH, ‘Snatching Victory From Defeat’, Marxism Today, May 1987, pp. 14-17; and EJH, ‘Out of the Wilderness’,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7, pp. 12-19,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21] EJH, ‘No Sense of Mission’, Marxism Today, April 1988, pp. 14-17; EJH, ‘Ostpolitik Reborn’, Marxism Today, August 1987, pp. 14-19 (interview with the leading German Social Democrat Peter Glotz).
[122] EJH, ‘Another Forward March Halted’, Marxism Today, October 1989, pp. 14-19.
[123] MRC 937/8/2/29: Ben Pimlott, ‘Marx of weakness, Marx of woe’, Independent on Sunday, 29.6.97, pp. 28-9.
[124] Interview with Roderick Floud, 14.9.2016.
[125] Interview with Martin Jacques, 16.8.2016.
[126] EJH to Alan Adamson, 18.11.1980 (copy courtesy of Judith Adamson).
[127] HFA:J. R. Stewart to EJH, 30.7.82. 1985年10月，艾瑞克被选为伯贝克学院的荣誉院士（HFA: George Overend to EJH, 30.10.85）。
[128] Interview with Ira Katznelson, 23.8.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29] Ira Katznelson, ‘Hobsbawm’s 20th Century. A Memorial Event’, The New School, 25.10.2013 (typescript).
[130] HFA: EJH to Marlene, 22.9. [1987].
[131] Interview with Ira Katznelson, 23.8.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32] Eric Foner to RJE, 29.7.2016 (email).
[133] Interview with Ira Katznelson, 23.8.2016,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34] HFA: EJH to Marlene, 18.11.1987.
[135] HFA: EJH to Marlene, 16.9.1986.
[136] HFA: EJH to Marlene, n.d. 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曾为肯尼迪和尼克松两届政府效力。
[137] HFA: EJH to Marlene, 23.11.1986.
[138] HFA: EJH to Marlene, 12.11. [1988].
[139] Joanna Innes, ‘Eric Hobsbawm as Past & Present Editor’, unpublished paper for ‘After Hobsbawm’ conference, 1.5.14; Keith Thoma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on EJH.
[140] MRC 937/1/2/12: Edward Thompson to EJH, 4.7.87.
[141] MRC 937/1/1/4: EJH to Paul [no surname], 23.12.86.
[142] All comments collected in MRC 937/7/4/11.
[143] CUL, Press 3/1/5/989 Hobsbawm: William Davies to EJH, 25.4.78.
[144] Ibid: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26.4.82.
[145] Ibid: Terence Ranger to William Davies, 24.12.81.
[146] Ibid: EJH to William Davies, 22.12.81.
[147] Ibid: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26.4.82.
[148] IT, p. 103.
[149] MRC 937/8/2/13: P. N. Furbank, ‘The kilt was invented by a Quaker in 1730’, Listener, 1.3.84.
[150] Ibid: Colin McArthur, ‘Culture as Power: A New Analysis’, Cencrastoas, 16 (1984).
[151] MRC 937/8/2/ I4: Roy Foster, ‘Master of Exception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12.85, pp. 44-6.
[152] Ibid: Alastair Reid, ‘Class and Organization’, Historical Journal, 30/1 (1987), unpaginated proof.
[153] Ibid: Jeffrey Cox, ‘Labor History and the Labor Movement’,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2 (April 1986), pp. 234-41.
[154] HRC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531: EJH to Bruce Hunter, 30.11.77.
[155] Interview with Patrick Fridenson, n.d. Bédarida’s excellent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updated in 1991 as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90.
[156] Interview with Chris Wrigley, 5.10.2016.
[157] HRC B-42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602: Penny Bruce to EJH, 28.6.78.
[158] Ibid: EJH to Bruce Hunter, 7.6.78.
[159] WNA, ‘The Age of Capital’: Andrew Wheatcroft to EJH, 15.11.74.
[160] Ibid: EJH to Andrew Wheatcroft, 21.11.74.
[161] MRC 937/7/8/1: ‘Rathaus/history’, Jan. 2008, p.6.
[162] WNA, ‘The Age of Capital: Andrew Wheatcroft to EJH, 28.11.74.
[163] HRC B-42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531: EJH to Bruce Hunter, 30.11.77.
[164] MRC 937/1/6/24: page from undated letter.
[165] HRC B-42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843: Penelope Bruce to EJH, 8.5.80.
[166] HRC B-43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1335: Bruce Hunter to EJH, 22.12.86.
[167] Entretien entre Michelle Perrot et Charlotte Faucher, 20.9.2016.
[168] See Richard J. Evans, Comrades and Sisters: Feminism, Socialism and Pacifism in Europe, 1870-1945 (London, 1987).
[169] MRC 937/8/2/15: Martin Pugh, ‘Imperial motives, unattributed clipping, 3.11.87.
[170] Ibid: Michael Foot, ‘A new world’, Guardian, 23.10.87,p. 15.
[171] Ibid: Catherine Hall, ‘Twilight hour’, New Statesman, 20.11.87.
[172] EJH, ‘Man and Woman in Socialist Iconograph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6 (Autumn, 1978), pp. 121-38; Ruth Richardson, ‘“In the Posture of a Whore”? A Reply to Eric Hobsbawm’,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14 (Autumn, 1982), pp. 132-7; other articles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8.
[173] MRC 937/8/2/15: Catherine Hall, ‘Twilight hour’, New Statesman, 20.11.87.
[174] Ibid: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Death of the Middle Class’, Wall Street Journal, 14.3.88, p. 24.
[175] Ibid: Geofrey Field, ‘The Longest Century’, Nation, 20.2.1988, pp. 238-41; James, Joll, ‘Goodbye to All Tha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4.4.1988, pp. 3-4; EJH response in Nicolau Sevcenko, ‘Hobsbawm chega com “A Era dos imperios”’, Folha de S. Paulo, 4.6.1988.
[176] Joll, ‘Goodbye to All That’, pp. 3-4.
[177] MRC 937/8/2/ I5: John Campbell, ‘Towards the great decisi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2-18.2.1988, p. 154,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78] Ibid: David Cannadine, ‘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urope’, New Society, 27.10.87, pp. 267.
[179] Ibid: F. M. L. Thompson, ‘Going down with the band playing and the rich in evening dres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7.7.1988, pp. 12-13; H.G. 皮特在《忠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用更加通俗的方式肯定了资本主义会延续下去：“从威斯敏斯特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海德公园到皮卡迪利广场吃一顿价格不菲的午餐，这让人不再担心会有什么即将到来的大地震。”
[180] MRC 937/8/2/22/1: Perry Anderson, ‘Confronting Defeat’, London Review of Books, 17 October 2002, pp. 10-17, also for the following.
[181] Ibid, pp. 10-11.
[182] MRC 937/1/6/1: EJH letter, 16.5.86.
[183] MRC 937/8/2/22/2: Neal Ascherson, ‘The age of Hobsbawm’, Independent on Sunday, 2 October 1994.
[184] Interview with Roy Foster, 5.10.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