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音乐学院入学条件

艺考，是每年音乐考生、艺术考生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考试，但艺考在我们国内却成为了全国大学招生腐败的重灾区，比其他大学要严重的多。几乎每年都有音乐学院艺术考生的腐败事件，其中四川音乐学院成为了全国十一所独立大学音乐学院之中的潜规则魁首：

其中四川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成为了川音内部人人皆知的潜规则受贿地带，被判处之后的声乐老师吴某红，当下再度活跃。不管是2016年的腐败，2017年的院长落马，还是2020年前后三名声乐教授的受贿，都说明了一件事：在四川音乐学院的内部，不局限于声乐系，水那是深的可怕！

你可能不信，一个孩子的前程，有时就定在茶几边一杯温水没喝完之前。门外是练声的嘶吼，屋里是悄声的价码。点点头，点点头，连窗帘都没动，分数就顺了一点。我们都以为艺术是最高洁的，那些年我常想：到底是谁先把门打开的？

先放下愤怒，说点“行规”。艺考这事，表面是两条线：专业和文化。文化线对艺术生，宽一些，门槛靠在专业上。专业这边又分省里统一的考试，和学校自己出的校考。说句不好听的，校考像自家厨房，谁抓勺，谁说了算。尤其那几所独立音乐院校，标准往往比省考还“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省里优秀的孩子来，能不能进，还看你的脸熟不熟，门路通不通。

在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的老师们坐在评委席上，手里的权力像一把细长的指挥棒。它能指到哪里？能指到“今年多招几个吧”、能指到“分数线往下挪一格”、还能指到“明天考场坐靠窗那位，是自己的孩子，要照顾”。这种“照顾”，几乎不需要成本。考前认识人，考时点个头，考后就有厚厚的红包从柜子里搬出去。一个人头就是十几二十万，换成一场小型独唱会的出场费也不过如此。

说吴某红。她是声乐系里知名的人，履历不薄，镀过金，唱法在年代里算是“美声”，台上浮光流影，台下人情世故。她那一辈的老师，很多还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教法。《我的太阳》要唱到天花板才算过关。更新慢，心气散，学术这一块淡了，另一个念头就硬了：职称，头衔，权力。2013年，她坐在川音声乐系的评委席上。一个银行系统的家庭来求她，母亲拿着一个红封袋，她没有推开，据说是十二万。那孩子最后被录了，分数漂亮，漂亮得刚好。后来才知道，背后打招呼的不是一个人，评委之间通气，像是递暗号。这种暗号，顺手就会变成风气。

你要问，为什么偏偏是艺考、是声乐最容易被“动手脚”？道理其实粗糙得很。学艺术的家庭里，不少条件不差，愿意为孩子的舞台砸钱，叫“投资”；再一个，专业评判太主观了。音色“圆”还是“薄”、处理“老派”还是“新潮”，可以有一百种说法。没有足够的外部监管，评委的权力就被无形放大，成本低得让人心头发凉。

风向并没因为“出事”就立刻变。2016年有一次集体性丢脸，2017年，一位院长倒下，大家以为能刹住了。你以为大树被劈了，地下的根也会自己收回吗？没有。三年后，又冒出三位女教授，一个个都在声乐线上混得开。她们的玩法，比早些年更“产业化”。不直接伸手，而是让中间人去打前阵。

我见过一个中介，手机壳上别着猫耳朵，笑呵呵的，逢人先问“娃儿唱什么调”。每年冬天，他和同伴会在各地高中附近转悠，摸底。艺考生里有层次：有的读在大学附中，起点高，有的走二本独立音乐院校之路，更多是普通孩子在普通学校里练声。那些专业分够不上川音门槛的孩子，便成了名单上的“潜在客户”。他跟家长说话极会抻：“二十五万稳一点，办不到我退你三万，当交朋友。”桌角里的父亲在掰手指，母亲在抹泪，孩子在隔壁练《在那遥远的地方》，一遍重过一遍。

等签下所谓“协议”，中介把名字交给那几位女教授。钱在中途被分开，一份是跑腿费，一份是“辛苦费”。名单到手后，教授会让家长带着孩子来家里坐坐。那是另一种考前“小课”。她们不见得真正教多少技巧，更多是认脸，认识你的眼睛、你的站姿、你紧张时右手习惯捏裤缝。熟了面，到考场上，哪怕孩子换了发型，也能一眼认出来。

接下来，就是“编队”。三个人分散在不同评委席位上，或直接打通一两个关键的人。有人愿意入伙，那就好说；没人愿意，就用三份高分架起一座桥。很多学校的评分规则里，某几位评委给出高分，足以拉平均，甚至能触发一些照顾条款，比如降低文化分的门槛，打“破格”的旗号。这就是所谓的“操作空间”。

听上去粗糙吧？确实。没有太多花哨，连技术含量都谈不上。偏偏就有效。短短几年，从“个人来钱”的小把戏，变成“流程化”的团伙动作。私下里有人还把它称为“项目”。项目。你听到这个词，胃里会有点酸。

讲一位家长的片段。她叫小周，做小生意，孩子唱得不差，县里每次比赛拿奖回来就在小区里表演两首，大家都夸。报了川音。省考过了，校考差一点点。那一点点，比一根发丝还薄，薄到她觉得再使一点力就够了。中介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她正在给孩子煮姜汤，电话那头说话的普通话不标准，最后一句是：“阿姨，你别让娃儿再赌运气了。”小周没睡，转着那口砂锅，决定了。她后来跟我说：“我知道不对。可那一刻，觉得给孩子买个机会，是娘的本分。”孩子进了。进了之后，她每次经过琴房门口，都不敢往里看太久。

学校里其实也有人抗拒。一个年轻老师，三十出头，刚从外地读完硕士回来，讲现代作品讲得头头是道。有次评委安排，他被“换下来”，理由是“年轻，眼光浮动”。他笑笑：“不浮动的眼光，才更可怕。”他说这话的时候，手还在拿粉笔画谱号。像我这种旁听的人，听完只觉胸口闷。

后来，教育层面出了新规。措辞很硬，要加大查处力度，这是第一次明确把艺术类考试拎出来讲。你也许会问，这能不能管用？只能说，方向对了。艺术评判的人为空间大，就得给它更多阳光。比如，一场考试有没有可能全程录像，甚至条件好的学校，开直播？不怕唱得不好，就怕看得不清。让过去唱过的人、正在唱的人、懂一点的业余爱好者都能看。十个眼睛可能有偏差，一万双眼睛凑在一起，会看出门道。

当然，舆论也可能被推着走，这点心里要有数。所以另一个办法，是让别的学校、外面的专业人士进来交叉评审。让圈子不那么封闭。再一个，鼓励举报，要给实实在在的保护和奖赏。有人说这会不会养出钓鱼的坏风气？是有风险，可总比把门锁给坏人强。至少，会让那些伸手的人知道，手上沾的不只是灰，还有火。

我们说回川音。那几位女教授的头衔，该撤的撤，该停的停。不是小过，不是“教育批评”。这不是一个人的瑕疵，是一群学生的命运被摆在电子秤上称斤两。那几年，川音也不是完全沉默，有过惊醒，有过整顿。但一波波出来的新闻，像反复响起的警钟，没能让所有人捂住耳朵。

有人爱问：为什么偏偏是音乐？我想，音乐本身没有错，《小夜曲》还是那么温柔，《黄河大合唱》还是那么激昂。错的是人，在某个晚上把一串数字写在纸上时的那份心安理得。我们爱讲“为艺术奉献一切”，可不是为权力奉献一切。孩子们站在台上，吸气、呼气，把最好的那一口气交出去。台下的每一个大人，都该想明白，自己正坐在怎样的位置上。

故事没有讲完。还会有家长在冬夜里握着孩子的手，走进陌生的城市；还会有老师在小黑屋里争辩一首曲子的处理；也还会有人想走捷径，想把命运按在桌上谈价。我们能做的，除了愤怒，是一点一点把门敞开。有光进来，有风进来，让那些最动听的高音，不是从钱柜里出来，而是从喉咙里、从心口里，正大光明地飞出去。你说呢？